刑法基本原则的困惑与解读

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欧锦雄

[内容摘要]刑法基本原则属于法律规范范畴，它仅是指导和制约刑事司法工作的原则，而不是指导和制约刑法立法工作的原则。罪刑法定主义等刑法基本主义属于理论范畴，刑法基本主义才是指导刑法立法工作的理论规则。刑法基本原则并非都应不折不扣地绝对执行，刑法基本原则也存在着例外规定。“贯穿于全部刑法”不应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标准之一。文章最后提出了两个立法建议：（1）建立完善的刑法基本原则体系，（2）增加刑法基本原则的例外规定。
关键词：刑法 原则 主义 确立标准 例外规定 法律规范 理论规则

一、问题的提出
2006年3月，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震惊中国金融界的广东开平大案作出判决：中国银行开平支行前行长余振东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按数罪并罚，判决执行有期徒刑12年。在本案里，余振东贪污金额达6亿多元人民币，挪用公款达13亿多元人民币，他之所以仅被判处区区12年有期徒刑，是因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美国政府有关部门达成了有关协议。该协议产生的基本过程是这样：余振东逃往美国后被美国司法当局以涉嫌欺骗手段获取签证罪逮捕，并被内华达州法院以非法入境、非法移民及洗钱罪判处144个月监禁。由于中美之间没有签有遣返条约，也未参加关于贪污、挪用公款罪遣返的国际公约，美方不存在将余振东交给中国政府的国际义务。为了能抓拿余振东归国审判，经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与美国政府相关部门协商，美方同意将余振东按难民遣返程序遣返回中国（这不是引渡——笔者注），同时，中国政府对余振东回国后涉及的有关刑罚及权利和待遇问题出具了正式书面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审判机关判处余振东不超过12年的有期徒刑。①
余振东贪污、挪用公款的涉案金额数以亿计，按我国现行刑法关于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的有关规定，其罪该判死刑或至少判无期徒刑，但是，该案涉及政府的承诺而得以从轻判决，这一判决违反《刑法》第3条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段规定，即“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余振东贪污、挪用公款的数额惊人巨大，其罪行的重大与其被判的12年有期徒刑显然不相称，这一判决又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我国，许多犯罪分子贪污了几十万元或几百万元被判死刑，而余振东贪污数额超过亿元，但因有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对美国政府有关部门的承诺而仅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这明显地违反了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综上所述，余振东案的判决违反了刑法的三个基本原则，其判决的合法性值得质疑。虽然如此，但是，从法理上说，司法机关对这一案件的处理过程和审判结果具有合理性。因为我国与美国之间并无引渡或遣返条约，也未参加有关对贪污、挪用公款犯罪遣返或引渡的国际公约，如果我国要惩罚余振东，就不得不作出妥协。
中国与加拿大于2001年就开始通过外交等途径谈判讨论特大走私犯赖昌星遣返中国审判的可能性，假若赖昌星被遣返中国审判，可能将遇到与余振东案类似的问题，即判决的结果违反刑法基本原则与处理过程和审判结果具有合理性的矛盾问题。
余振东案引发了笔者对刑法基本原则的重新思考，并使笔者产生了困惑：刑法基本原则是否应不折不扣地绝对执行？是否允许存在例外规定？除此之外，笔者对刑法基本原则的其他问题也进行了深思，并产生了更多的困惑，例如，刑法基本原则是理论范畴？还是规范范畴？刑法基本原则确定的标准是什么？刑法基本原则是否是立法和司法均应遵循的原则？等等。在思考过程中，笔者觉得人们对刑法基本原则的诸多问题产生了误读，同时，发现我国现行刑法所规定的基本原则在立法上存在着重大缺陷，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刑法基本原则进行重新研究。
二、刑法基本原则的困惑
依通说，刑法基本原则是指刑法这个部门法所特有的、贯穿全部刑法并指导和制约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工作的准则。判断是否是刑法基本原则的基本标准是：1、它必须是刑法所特有的，而不是其他部门法所共有的。2、它必须是贯穿于全部刑法的，而不是局部性的具体原则。此外，从前述概念还可推断出第3个标准，即：它是具有指导和制约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工作的准则。只有全部符合上述三个标准的原则才可成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人们还普遍认为，刑法基本原则包括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刑法基本原则除了上述三个基本原则以外，罪责自负原则、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惩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也属于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②在研究刑法基本原则过程中，笔者产生了诸多困惑：
（一）刑法基本原则是理论范畴，还是规范范畴？
我国刑法学界的许多学者在论述我国刑法基本原则时认为，罪刑法定原则即罪刑法定主义，罪刑相适应原则即罪刑等价主义，但是，从字义说，“原则”和“主义”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就“原则”而言，“原”是指最初的、开始的，或原来、本来。③“则” 是指规范或规则。④合二为一后，“原则”的意思应是最根本的宏观性规范。就“主义”而言，它是指人们对于自然界、社会以及学术、文艺等问题所持的有系统的理论与主张。⑤若仅从字义分析，原则是指一种规范，主义是一种理论，因此，刑法学界将“原则”等同于“主义”的做法令人困惑：刑法基本原则究竟是规范范畴？还是理论范畴？
（二）刑法基本原则必须是刑法所特有的，而不是所有部门法所共有的原则？
我国刑法学界认为，确立刑法基本原则的标准之一是，它必须是刑法所特有的，而不是与其他部门法所共有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是法的一般原则，这一原则是各部门法所共有的。我国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对这一原则在文字上作了处理后作为其基本原则。同样，我国现行刑法也明确规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为刑法基本原则，这实际上是将法的一般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作了文字处理后作为其基本原则。从外国刑法立法例看，有些国家也将法的一般原则作了适当的文字处理后作为其刑法的基本原则的，例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4条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作为其刑法基本原则。⑥既然如此，确立刑法基本原则时还能以“刑法所特有而不是与其他部门法所共有”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标准之一吗？
（三）刑法基本原则必须是贯穿于全部刑法的原则吗？
依通说，能够成为刑法基本原则的原则必须是贯穿于全部刑法的原则。若以此为标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不是刑法基本原则，因为，这一原则无法贯穿于追诉时效领域、以及刑罚执行制度的假释、减刑等领域，严格地说，这也仅是一个量刑适用原则。
我们知道，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包括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原则、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原则、合法原则等。我国婚姻法的基本原则包括：婚姻自由原则、一夫一妻原则、男女平等原则、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原则、计划生育原则等。在这些基本原则里，并非每一个原则均是贯穿全部民法或全部婚姻法的原则。同样，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等法律的所有基本原则也并非都是贯彻于这些法律的全部的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大多数是这些法律中某些方面的重要原则。既然其他法律也未将“贯穿法律的全部”作为其基本原则的标准之一，为何仅刑法的基本原则有此要求呢？
从其他国家的刑法立法例看，“贯穿于全部刑法”也不是其刑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标准之一，例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除了规定法制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公正原则（近似我国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外，还规定了罪过原则、人道原则为其基本原则。⑦因此，我国刑法学界将“贯穿于全部刑法”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标准之一同样是令人困惑的？
（四）刑法基本原则是否是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工作均应遵循的原则呢？
人们在阐释刑法基本原则时，一般都认为，刑法基本原则是指导和制约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工作的原则。如果我们将“原则”等同于“主义”，将刑法基本原则看成是理论范畴，那么，以刑法基本原则的理论内容去指导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工作是正确的。但是，其理论内容属于法理层次的东西，并无强制力，若人们不遵循，司法机关也不能采取强制措施。假若我们将“原则”看成是“规范”，将刑法基本原则作为法律规范范畴，那么，刑法基本原则对刑事司法工作肯定具有指导和制约的作用，但是，由于制定刑法典之前刑法基本原则尚未存在，我们怎能说刑法基本原则对刑法立法工作具有指导和制约作用呢？
（五）刑法基本原则是否应不折不扣地绝对执行？刑法基本原则可否有例外规定？
当我们将刑法基本原则作为法律规范范畴时，我们普遍认为，刑法的适用和解释都必须严格遵循刑法基本原则。但是，我们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一些刑事案件，如果完全都遵循刑法基本原则，那么，我们将无法抓拿犯罪分子予以处理或出现其他难题或负面影响，例如，在余振东案里，如果我国司法机关一定要严格遵循刑法基本原则处理该案，就无法抓拿余振东或失信于国际社会。既然在有些情况下违背刑法基本原则也有合理性，那么，刑法基本原则是否还应不折不扣地绝对执行呢？刑法基本原则可否有例外规定呢？
三、刑法基本原则的解读
刑法基本原则问题是刑法中一个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只有准确地理解刑法基本原则的真谛，才能更好地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才能更好地保障人权和维护社会秩序。为此，笔者尝试对前面所提到的对刑法基本原则的种种困惑予以解析，以期科学地掌握刑法基本原则的内涵。
（一）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里的宏观性法律规范
笔者认为，刑法基本原则是法律规范范畴，而不是理论范畴。它是明文规定于刑法中的宏观性规范，这种规范是刑法里具有根本性影响的重要法律规范，它指导和制约着刑事司法工作。既然刑法基本原则是法律规范，司法机关在适用刑法或解释刑法时就必须严格遵循这些原则，除非法律另有特殊规定。
一些刑法学者将“原则”等同于“主义”，这是错误的。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法定主义分属两个不同范畴，同样，罪刑相适应原则和罪刑等价主义也分属两个不同的范畴。具体而言，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属于法律规范范畴，而罪刑法定主义和罪刑等价主义则属于理论范畴。归纳而言，刑法基本原则属于法律规范范畴，罪刑法定主义等刑法基本主义属于理论范畴。由于刑法基本原则属于法律规范，因此，它同样可能存在立法缺陷的问题。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各国所确立的刑法基本原则体系可能不同，对同一基本原则的规定也可能不尽相同。刑法基本主义属于理论的主张和见解，对于某一个刑法基本主义，不同学者的理解不一定是完全一致的，只有科学的刑法基本主义才能指导人们制定出科学的刑法基本原则，才能指导司法机关准确地适用刑法。
因为刑法基本原则是法律规范，刑法基本主义是理论主张，因此，刑法某一基本原则和其相对应的某一基本主义（例如，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法定主义）在内涵上也可能不是完全一致的。例如，从理论上说，罪刑法定主义的具体内容有：什么是犯罪，有哪些犯罪，各种犯罪的构成要件是什么，都应由法律明文规定；有哪些刑种，各种刑种如何适用，以及各种具体罪的具体量刑幅度如何等也都应由法律明文规定。简而言之，它包括罪之法定和刑之法定。罪刑法定主义指导着刑法立法工作。而罪刑法定原则是指导和制约着刑事司法的工作原则，它明文规定在我国现行刑法第3条，从第3条规定看，罪刑法定原则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定罪量刑依刑法规定，二是法无明文规定不得定罪处刑。在这里，罪刑法定原则也可读为：定罪量刑依刑法规定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得定罪处刑原则。由此可见，罪刑法定主义和罪刑法定原则在内涵上是不完全一致的。
（二）各部门法所共有的法的一般原则在赋予刑法特有内涵后可内化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基本原则是具有指导和制约司法工作的法律规范。各部门法所共有的法的一般原则往往需要在各部门法中重复明文规定并赋予特有内容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立法法也未规定法的一般原则不能作为各部门法的基本原则。既然如此，我国刑法学界将“必须是刑法所特有的，而不是其他部门法所共有的”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必备标准，这是否科学呢？
笔者认为，法的一般原则在赋予部门法特有的内涵后而形成的原则也可成为该部门法的基本原则，由于这种基本原则已赋予了该部门法的特有内容，因此，它们已内化为该部门法的特有原则。在《刑法》里，现行刑法第3条前段“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是“依法治国”（即法治原则）这一法的一般原则在刑法上的具体表现，它实际上是将“依法治国”这一法的一般原则赋予刑法特有的内涵而形成的刑法基本原则，同样，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也是法的一般原则——“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刑法上的体现，它实际上也是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这一法的一般原则赋予刑法内容后而内化为刑法特有的基本原则。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刑法学界将“必须是刑法所特有的，而不是其他部门法所共有的”作为刑法的必备标准也是合理的。
其实，许多部门法也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赋予其特有内涵后作为其基本原则，这说明根据各部门实际情况将一些重要的法的一般原则在部门法里内化为其基本原则予以规定，是具有一定立法价值的。
（三）未贯穿于全部刑法但是对刑法具有重大影响的局部性原则也可成为刑法基本原则
通说认为，可成为刑法基本原则的原则必须是贯穿全部刑法的原则，换言之，它必须是指导和制约刑法每一部分、每一制度的原则。对此，笔者不以为然。笔者认为，刑法基本原则是对刑法的适用和解释具有指导和制约作用的重大原则，即使是局部性原则，也可能成为刑法基本原则，只要它对刑法的适用和解释具有重大的指导和制约作用。刑法各基本原则并不是孤立地单独起作用，刑法各基本原则作为一个体系、一个整体对刑法的适用和解释起着全局性、根本性的影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并没有贯穿于追诉时效领域以及假释、喊刑领域，是一个量刑适用原则、一个局部性原则，但是，它同样可成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它和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构成了刑法基本原则体系，共同对刑法的适用和解释起到宏观的、根本性的指导和制约作用。
纵观各部门法，笔者无法找到一个部门法，其所规定的每个原则均是贯穿于该部门法始终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贯穿于全部刑法”不是刑法基本原则的必备标准。
（四）刑法基本原则仅是指导和制约刑事司法工作的原则，它不是指导和制约刑法立法工作的原则。
关于刑法基本原则是否是指导和制约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工作的原则的问题，笔者的基本观点是，刑法基本原则和刑法基本主义是两个不同层面的范畴，刑法基本原则是宏观性的法律规范，刑法基本主义是理论范畴，是宏观性的理论规则。刑法基本原则是在刑法基本主义指导下通过立法程序制定出来的，刑法基本主义是刑法基本原则的理论依据，例如，罪刑法定原则是罪刑法定主义指导下而制定出来的法律规范，罪刑法定主义是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依据。罪刑法定主义不但指导着罪刑法定原则的制定，而且指导着整个刑法典的制定，当刑法典在实施过程中发现了立法缺陷，也应在罪刑法定主义指导下进行修改和补充。可见，指导刑法立法工作的是刑法的基本主义。
刑法基本原则是在刑法基本主义指导下制定出来的法律规范，它作为刑法典的一部分，与刑法典同时诞生，因此，刑法基本原则不可能指导和制约刑法典的立法工作。当刑法典存在缺陷，需要修改和补充时，应由科学的刑法基本主义来指导修改和补充，而不能在刑法基本原则指导下修改和补充，因为刑法基本原则属于法律规范，其本身同样可能存在缺陷，而且作为法律规范的刑法基本原则，其本身还需理论的阐释，当然，在对刑法典进行修改和补充时，除了在刑法基本主义指导下修改和补充外，还应考虑刑法基本原则的规定。
笔者认为，刑法基本原则主要是为了指导和制约刑事司法工作而制定的原则，同时，它们也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公民、单位抗辩或质询司法机关的法律原则。由于刑法基本原则是法律规范，因此，司法机关在适用和解释刑法时应严格遵循它们，除非有例外规定。
在刑法学界，有学者提出，我国的刑法基本原则，除了刑法明文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外，还应包括罪责自负原则、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等。笔者认为，由于罪责自负原则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等没有在刑法上明文规定，因此，这仅是一种理论主张，它们不是刑法的基本原则。
（五）并非所有的刑法基本原则均应绝对地、不折不扣地执行，刑法基本原则存在着例外规定
刑法基本原则应否绝对地、不折不扣地执行？可否有例外规定？这是一个被刑法学界所忽略的问题。笔者认为，刑法基本原则是一种宏观性的法律规范，在一般情况下均应严格执行，但是，在法律社会里，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形势的变化发展以及刑法适用对象复杂多样，因此，刑法在制定之时既要考虑普遍性，也要考虑特殊性。在建立科学的刑法时，立法者必须考虑刑法内在的各个制度、各项原则和各条条文的合理配置，让各方面楔合，以更好地发挥刑法的效用。正因如此，我国刑法基本原则存在例外规定。
刑法基本原则的例外规定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刑法典里有独立的条文予以专门规定，例如，《刑法》第11条规定“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一规定是与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相冲突的例外规定。此外，《刑法》里关于自首、立功和累犯的规定属于刑罚个别化的情况，这些规定是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抵触的例外规定。至于《刑法》第十二条有关溯及力的规定以及追诉时效的有关规定是否涉及刑法基本原则例外规定的问题，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另一种情形是其他涉及有刑罚内容的法律（例如，宪法和各有关部门法）的例外规定。
我国《刑法》第101条规定“本法总则适用于其他有刑罚规定的法律，但是，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除外”。根据这一规定，其他法律可以作出一些有别于刑法总则的例外规定，其中，包括制定有别于刑法基本原则的特别规定，当然，这些特别规定必须经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依法定程序批准。这些例外规定主要有：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的决定

（2008年1月19日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2年1月12日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关于修改〈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的决定〉的决定》修正）




　　为了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保障饮用水安全，维护人民生命健康，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作如下决定：

　　一、本省行政区域内集中取用地表水的饮用水源地保护，适用本决定。

地下水饮用水源地保护，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饮用水安全保障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综合评价体系，建立健全饮用水源地保护的部门联动和重大事项会商机制，加大公共财政对饮用水源地保护的投入和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组织开展饮用水源地安全状况调查评价，定期检查饮用水源地保护各项措施的落实情况。

饮用水安全保障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饮用水源地保护纳入领导干部考核的内容。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确定的水质保护目标和水域纳污能力，严格实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确保饮用水源地水质不低于地表水环境质量Ⅲ类标准；当饮用水源地水质出现可能低于Ⅲ类标准的情况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相关排污单位削减污染物排放量，直至责令其暂停排污，确保饮用水源安全。

相邻行政区界断面出境水质超过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规定的水质保护目标的，上游地区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向上级人民政府报告，并向下游地区县级人民政府通报；上游地区县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排污单位立即削减污染物排放量或者暂停排污。上级人民政府及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督促检查。

三、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部门应当会同水利、环保、供水、卫生、国土、林业、渔业等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内饮用水安全保障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饮用水安全保障规划应当包括饮用水源地周边产业布局、饮用水源地安全调查评价、饮用水源地保护范围、饮用水源地保护措施、饮用水源调（输）水工程建设、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及应急预案等内容。饮用水安全保障规划应当在本决定施行之日起六个月内编制完成。

　　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饮用水源地水量调配和水源工程建设，保障饮用水源地的水量供给，对饮用水源地的水资源实行监督管理。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提出饮用水源地污染源整治意见，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加强饮用水源地环境质量及污染源的监控，对饮用水源地的污染防治实行监督管理。

经济贸易、供水、卫生、国土、农业、林业、渔业、交通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饮用水源地保护的有关工作。

四、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供水等部门应当按照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区域供水规划的要求，推进区域供水，加强供水设施建设，加快区域供水向乡镇延伸，推进自来水深度处理，保障供水安全。涉及跨行政区域供水的布局调整和建设，由省人民政府统一规划、协调建设。

五、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严格控制影响饮用水源地安全的各类项目建设，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外调水沿线及湖库汇水区污染综合治理；加快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做好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的收集、处理；积极发展生态农业，严格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加强水源涵养、湿地保护和生态隔离带建设，开展河道疏浚和生态修复；加快清水通道、尾水专道建设，积极推行引排分开、清污分流和尾水资源化利用。

六、饮用水源地的设置，应当符合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和国家有关标准、规范的要求，由设区的市、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环保、供水等部门进行科学论证，提出意见，经本级人民政府同意后报省水行政主管部门。跨行政区域的饮用水源地设置，由相关人民政府协商后提出意见，报省水行政主管部门。

　　供水人口20万以上和跨设区的市取水的饮用水源地，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后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其他饮用水源地，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核准时，应当征求省环保、建设等部门的意见。饮用水源地名录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公布。

已有的饮用水源地，不符合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和国家有关标准、规范的要求，不能保障供水安全的，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予以关闭，并依照本决定重新设置饮用水源地。

　　七、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应急饮用水源建设，保证应急用水。有条件的地区应当建设两个以上相对独立控制取水的饮用水源地；不具备条件建设两个以上相对独立控制取水饮用水源地的地区，应当与相邻地区签订应急饮用水源协议，实行供水管道联网。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水质良好、水量稳定的大中型水库、重要河道、湖泊作为区域发展预留饮用水源地，按照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确定的饮用水源区的要求加以保护。

八、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预警预测系统和监测信息公布制度。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饮用水源地环境质量的监测，依法发布环境状况公报。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饮用水源地水量、水质的监测，依法发布水文情报预报。环境保护、水行政主管部门发现饮用水源地水量、水质未达到国家规定标准的，应当及时向有关地方人民政府报告，并及时向有关部门和可能受到影响的供水单位通报。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水利、环保、供水等部门和供水单位，建立饮用水源地的日常巡查制度。巡查中发现可能影响饮用水源地安全的行为时，应当及时制止，并由相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在发生水污染事故及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影响正常供水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紧急措施，并向社会公布信息。

　　九、对饮用水源地应当按照不同水域特点和防护要求，划定部分水域、陆域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包括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不得小于下列范围：

　　（一）长江干流：取水口上游五百米至下游五百米、向对岸五百米至本岸背水坡堤脚外一百米范围内的水域和陆域为一级保护区；一级保护区以外上溯一千五百米、下延五百米范围内的水域和陆域为二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以外上溯二千米、下延一千米范围内的水域和陆域为准保护区。

（二）其他河道：取水口上游一千米至下游五百米，及其两岸背水坡堤脚外一百米范围内的水域和陆域为一级保护区；一级保护区以外上溯二千米、下延五百米范围内的水域和陆域为二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以外上溯二千米、下延一千米范围内的水域和陆域为准保护区。

（三）省管湖泊、大中型水库：以取水口为中心，半径五百米范围为一级保护区；一级保护区以外，外延一千米范围为二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以外，外延一千米范围为准保护区。

（四）小型水库：整个水域为一级保护区，集水区域为二级保护区。

　　（五）与划定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平交的河道，从交汇口上溯二千米及其两岸背水坡堤脚外一百米范围内的水域和陆域为二级保护区。

跨行政区域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准保护区的划定按照水污染防治法及其实施细则执行。

　　本决定施行之日起六个月内，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提出本行政区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准保护区划定方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予以公布。当地人民政府应当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准保护区设立明确的地理界标和明显的警示标志，明确保护范围和要求。

　　十、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新建、扩建排放含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含汞、镉、铅、砷、硫、铬、氰化物等污染物的建设项目；

　　（二）新建、扩建化学制浆造纸、制革、电镀、印制线路板、印染、染料、炼油、炼焦、农药、石棉、水泥、玻璃、冶炼等建设项目；

　　（三）排放省人民政府公布的有机毒物控制名录中确定的污染物；

　　（四）建设高尔夫球场、废物回收（加工）场和有毒有害物品仓库、堆栈，或者设置煤场、灰场、垃圾填埋场；

　　（五）新建、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其他建设项目，或者从事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活动。

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改建项目应当削减排污量。

　　十一、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除禁止第十条规定的行为外，禁止下列行为：

　　（一）设置排污口；

　　（二）从事危险化学品装卸作业或者煤炭、矿砂、水泥等散货装卸作业；

　　（三）设置水上餐饮、娱乐设施（场所），从事船舶、机动车等修造、拆解作业，或者在水域内采砂、取土；

　　（四）围垦河道和滩地，从事围网、网箱养殖，或者设置集中式畜禽饲养场、屠宰场；

（五）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其他建设项目，或者从事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活动。

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从事旅游等经营活动的，应当采取措施防止污染饮用水水体。

十二、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除禁止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的行为外，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其他建设项目，禁止在滩地、堤坡种植农作物，禁止设置鱼罾、鱼簖或者以其他方式从事渔业捕捞，禁止停靠船舶、排筏，禁止从事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

十三、违反本决定，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设施；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设施；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新建、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设施，或者改建项目未削减排污量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令拆除、关闭或者搬迁，并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环境保护、水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

本决定实施前，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已建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设施以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排污口，应当自本决定施行之日起一年内拆除、关闭或者搬迁。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已建的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和设施；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已建的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和设施，其污水不能达标排放或者不能截入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应当在本决定施行之日起两年内拆除、关闭或者搬迁。具体工作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十四、违反本决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环保、水利、渔业、港口等部门或者海事管理机构根据各自职责，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依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

（一）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准保护区内建设废物回收（加工）场、有毒有害物品仓库、堆栈，设置煤场、灰场、垃圾填埋场，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从事危险化学品装卸作业或者煤炭、矿砂、水泥等散货装卸作业的，处以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二）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准保护区范围内排放省人民政府公布的有机毒物控制名录中确定的污染物的，处以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三）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从事围网、网箱养殖的，限期拆除违法设施，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拆除的，代为拆除；

（四）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滩地、堤坡种植农作物，设置鱼罾、鱼簖或者以其他方式从事渔业捕捞，或者停靠船舶、排筏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十五、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不依法履行职责，造成饮用水源安全事故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给予通报批评，并对主要负责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相邻行政区界断面出境水质超过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规定的水质保护目标，未向上级人民政府报告或者未向下游地区县级人民政府通报的；

（二）违法审批建设项目的；

（三）未按本决定规定责令拆除、关闭或者搬迁建设项目、设施的；

（四）发生水污染事故及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影响正常供水时，未采取紧急措施或者未及时向社会公布信息的；

（五）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十六、本决定自2008年3月22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