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政府


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杭州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杭政〔2012〕43号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杭州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已经市政府第一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印发。



二○一二年四月十七日


杭州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

（二○一二年四月十五日市政府第一次常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杭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产生的新一届杭州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参照《国务院工作规则》、《浙江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市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努力建设法治政府、诚信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和廉洁政府，为打造东方品质之城、建设幸福和谐杭州而努力奋斗。
　　第三条 市政府在市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格局中开展工作。市政府工作的准则是，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推进政务公开，健全监督制度，加强廉政建设。
　　第二章 组成人员职责
　　第四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执政为民，忠于职守，求真务实，勤勉廉洁。
　　第五条 市政府实行市长负责制，市长领导市政府的工作。副市长协助市长工作。
　　第六条 副市长按分工负责分管工作。受市长委托，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或专项任务，并可代表市政府进行外事活动。
　　第七条 秘书长在市长领导下，负责处理市政府的日常工作。副秘书长按分工，协助副市长联系、协调和处理有关工作。
　　第八条 市政府工作部门实行主任、局长负责制，由其领导本部门的工作。
　　市政府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顾全大局，精诚团结，维护政令统一，切实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工作部署。
　　第三章 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第九条 市政府要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第十条 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措施，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导和调控经济运行，促进全市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第十一条 严格市场监管，推进公平准入，完善监管体系，规范市场执法，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第十二条 加强社会管理，强化政府促进就业和调节收入分配职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健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
　　第十三条 强化公共服务，完善公共政策，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四章 实行科学民主决策
　　第十四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健全重大事项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结合的决策机制。
　　第十五条 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及财政预算，经济调节和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措施，社会管理重要事务、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市政府规章、重大建设项目以及其他需要由市政府决策的重大事项，由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和决定，或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市政府党组会议讨论通过后报请市委决定。
　　第十六条 市政府各部门提请市政府研究决定的重大事项，都必须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并经专家或研究、咨询机构等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论证和风险评估；涉及相关部门的，应当充分协商；涉及区、县（市）的，应当事先听取意见；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听证以及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事项，要进行听证。
　　第十七条 市政府在做出重大决策前，根据需要通过多种形式，直接听取民主党派、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团体、专家学者、基层群众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八条　市政府各部门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市政府的决定，建立反应灵敏、协调有效、覆盖全市的决策信息反馈机制和决策后评估机制，及时跟踪和反馈执行情况。市政府办公厅要加强督促检查，确保政令畅通。
　　第五章 坚持依法行政
　　第十九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行使行政权力。
　　第二十条 市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时向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地方性法规议案，制定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时修改或废止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拟订和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和政府规章，原则上都要公布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
　　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实施后要进行后评估，发现问题，及时完善。
　　第二十一条 市政府各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市政府的规章、决定、命令，并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其中，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社会关注度高的事项及重要涉外、涉港澳台事项，应当事先请示市政府。
　　第二十二条 提请市政府讨论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审议的政府规章草案由市政府法制机构审查或组织起草，市政府规章的解释工作由市政府法制机构承办。
　　市政府及各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发布前应当经市政府法制机构合法性审查。
　　第二十三条 严格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第六章 深化政务公开
　　第二十四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积极推进政务公开，拓宽政务公开工作领域，深化公开内容，丰富公开形式，畅通互动渠道，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第二十五条 推进行政权力阳光运行。逐步扩大行政决策公开的领域和范围，推进行政决策过程和结果公开。推进行政执法权的公开透明运行。加大行政审批公开力度，进一步清理、调整和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优化审批流程，规范办理程序，提高审批效率。
　　第二十六条 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妥善处理信息公开与保守秘密的关系，加强政府信息公开。通过政府网站、政府公报、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方式，依法、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开群众普遍关心、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及其他需要公开的政府信息。
　　第七章 健全监督制度
　　第二十七条 市政府要自觉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认真负责地报告工作，接受询问和质询，依法备案规章、规范性文件；自觉接受市政协的民主监督，开展重大问题的政治协商，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
　　市政府每年向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报工作情况。对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建议、意见和提案，要高度重视，认真办理，并不断提高按时办结率和办理满意率。
　　第二十八条 市政府各部门要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接受司法机关实施的监督，同时要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的监督。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查处和整改并向市政府报告。
　　第二十九条 加强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健全政府层级监督制度。市政府及各部门要严格执行行政复议法，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要严格执行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及时撤销或修改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规范性文件，并主动征询和认真听取区、县（市）政府及其部门的意见和建议。
　　第三十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接受新闻舆论和群众的监督。对新闻媒体报道和各方面反映的重要问题，各部门要积极主动地查处和整改并向市政府报告。要加强政府网站建设，重视群众和其他组织通过多种方式对行政行为实施监督。
　　第三十一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和12345市长公开电话与96666效能监督电话工作，进一步完善信访制度，畅通信访渠道，认真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着力解决信访突出问题。市政府领导及各部门负责人要亲自阅批重要的群众来信，每年安排时间下基层接访。
　　第三十二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推行行政问责制度和绩效管理制度，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严格责任追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第八章 加强廉政建设
　　第三十三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从严治政。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按程序和时限积极负责地办理，对不符合规定的事项要坚持原则不得办理；对因推诿、拖延及失职、渎职造成影响和损失的，要追究责任；对越权办事、以权谋私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
　　第三十四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严格执行财经纪律，规范公务接待，不得用公款相互送礼和宴请，不得接受下级的送礼和宴请。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切实降低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机关。
　　第三十五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廉洁从政，严格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有关廉洁自律的规定，不得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得利用特殊身份拉关系、谋私利。
　　第九章 会议制度
　　第三十六条　市政府实行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和市政府专题会议制度。
　　第三十七条 市政府全体会议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市政府工作部门的主任和局长组成，由市长召集和主持。市政府全体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和研究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及市委的重要指示和决定；
　　（二）讨论决定市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三）部署市政府重要工作；
　　（四）通报有关重要情况。
　　市政府全体会议一般每半年召开一次。根据需要可安排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或邀请有关人员列席会议。
　　第三十八条 市政府常务会议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组成，由市长召集和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和研究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及市委的重要指示和决定；
　　（二）传达和贯彻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
　　（三）讨论决定市政府工作中的重要事项；
　　（四）讨论地方性法规草案、审议规章和重要的市政府规范性文件；
　　（五）通报和讨论其他重要事项。
　　市政府常务会议一般每半月召开一次，如有需要可临时召开。根据需要可安排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或邀请有关人员列席会议。
　　第三十九条　市长办公会议由市长、常务副市长及相关副市长，秘书长、相关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相关副主任，市政府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会议由市长召集和主持，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市长办公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和研究贯彻国务院或国务院有关部门召开的全国性会议和省政府或省政府有关部门召开的全省性工作会议精神；
　　（二）研究决定需要市政府统筹协调的重要工作或重大活动；
　　（三）研究处理市政府日常工作中的重要问题。
　　第四十条 市政府专题会议由市长、副市长或秘书长召集和主持，或委托副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召集和主持，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研究处理属于市政府领导分管职责范围、需要统筹协调的业务事项；
　　（二）研究突发性事件的处理意见；
　　（三）研究贯彻落实上级领导或市委、市政府领导所作的批示、指示；
　　（四）研究处理市政府日常工作中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一条 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和市政府专题会议由市政府办公厅负责安排，具体程序按照《杭州市人民政府会议制度》、《杭州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事项实施开放式决策程序规定》等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二条 提请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会议讨论的议题，由市政府分管领导、秘书长、副秘书长协调、审核后提出，报市长确定。提请市政府专题会议讨论的议题，由市政府办公厅协调提出，报市长或市政府分管领导确定。会议组织工作由市政府办公厅负责，文件和议题于会前送达与会人员。
　　第四十三条　市政府领导不能出席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或市长办公会议，向市长请假；市政府其他组成人员或参加人员不能出席会议，向秘书长请假。
　　第四十四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召开的工作会议，要减少数量，控制规模，严格审批。凡以市政府名义召开的全市性会议，统一由市政府办公厅按有关规定办理。应由各部门召开的全市性会议，不以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厅名义召开，不邀请市政府领导出席，不邀请区、县（市）政府负责人出席，确需邀请的须报市政府批准。全市性会议应尽可能采用电视电话会议等快捷、节俭的形式召开。
　　第十章 公文审批
　　第四十五条 各地区、各部门报送市政府的公文，应当符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执行〈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的意见》、《杭州市贯彻〈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的实施细则》等规定。除市政府领导交办的事项，必须报送市政府领导的绝密事项和少数特别紧急的涉外事项及重大突发事件外，各地区、各部门一般不得以机关名义直接向市政府领导个人报送公文。
　　第四十六条 各地区、各部门报送市政府的请示、意见和报告，应由主要负责人签发。请示应一事一报，并不得多头主送。报送市政府的请示类公文，单位间如有分歧意见，主办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要主动协商，达成一致；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应列出各方理据，提出办理建议。
　　第四十七条 各地区、各部门报送市政府审批的公文，由市政府办公厅按照市政府领导分工呈批，并根据需要由市政府领导转请其他市政府领导核批，重大事项报市长审批。
　　第四十八条 市政府发布的规章和向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的议案，由市长签署。
　　第四十九条 以市政府名义制发的上行文，由市长或主持工作的副市长签发；以市政府名义制发的下行文或平行文，由市长或市长授权的副市长签发。
　　以市政府办公厅名义发文，文内注明经市政府同意的，由市长或分管副市长签发，特殊情况下由秘书长视情审签。
　　属部门职权范围内事务、应由部门自行发文或联合发文的，不得要求市政府批转或市政府办公厅转发、印发。
　　第十一章 纪律和作风
　　第五十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工作部署，严格遵守纪律，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第五十一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必须坚决执行市政府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在市政府内部提出，在没有重新做出决定前，不得有任何与市政府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和行为；代表市政府发表讲话或文章，个人发表涉及未经市政府研究决定的重大问题及事项的讲话或文章，事先须经市政府同意。
　　第五十二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和外事纪律，严禁泄露国家秘密、工作秘密或因履行职责掌握的商业秘密等，坚决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第五十三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做学习的表率，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建设学习型机关。市政府定期举办学习会、每年召开一次务虚会，市政府领导及各部门负责人参加，根据需要可扩大参加人员。
　　第五十四条 市政府领导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市政府领导每年累计下基层调查研究时间不少于60天，并坚持基层工作联系点制度。下基层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
　　第五十五条 市政府领导不为部门和下级政府的会议活动等发贺信、贺电，不题词。因特殊情况需要发贺信、贺电和题词的，一般不公开发表。市政府领导出席会议活动、下基层考察调研的新闻报道和外事活动安排，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十六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和请假制度，遵守各项政务纪律。各部门要及时向市政府报告重要情况、重大事件和重大活动，对超出职权范围的重大问题要按规定程序及时向市政府请示。各级政府和各部门领导外出应按规定请假。
　　市政府特设机构、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直属事业单位适用本规则。
　　前发《杭州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同时废止。


刑罚执行完毕又发现漏罪 之思考

内容提要：刑法的谦抑性已为现代刑法的题中之义,提倡刑法的效益重视犯罪人品格的整体评价并与宣告刑相适应以成为了数罪并罚的主流,笔者认为对刑法执行完毕后,又发现之漏罪的处理应当结合前罪整体考量,并就此作出讨论。
关键词：漏罪 / 谦抑性 / 数罪并罚原理


刑罚执行完毕又发现漏罪,是否应当追诉,并与前罪适用数罪并罚之量刑制度。目前,大陆立法对此问题尚无权威规制,亦缺乏有关司法解释。法学界基本赞同应当追诉,但是否可与在前之裁判确定并已执行刑罚完毕之罪,来确定应执行之刑罚,即使用并罚规则则存在较大的分歧,有关观点认为应比照《刑法》第七十,七十一条适用并罚，但大多数赞同应就漏罪独立起诉,单独定罪量刑与处罚。唐朝《永徽律》中《名例》第四十五条的“诸二罪以上俱发”条规定,“诸二罪以上俱发，以重者论,等者从一断，若一罪先发,已经论决,与罪后发其轻若等者勿论,重者更论之,通计前罪以充后数。”[1]375法学界各种论说有其优略,对于唐《永徽律》中“诸二罪以上俱发”若将其“论决”视为笔者说明之情景，则可认为此为较为折衷的提法。笔者对此不同前诸者论,将在介绍分析比较法学界各主流观点后,以刑法学的基本问题,即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为基本学理出发点,对此问题进行讨论。
刑罚执行完毕又发现漏罪的处理。法学界众说纷纭，但经笔者归纳主要观点有两种：1分别执行说又可称否定并罚说,2赞同并罚说
（一）分别执行说
该说认为刑罚执行完毕后,未经裁判之余罪,不可与在前之裁判确定之罪来确定应执行之刑,而应单独宣判罪行并个别执行。根据《刑法》关于数罪并罚之鬼定,必须满足以下法定条件：1一人犯有数罪，2所犯数罪发生在法定期限之内[2]245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数罪并罚的法定期限是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前）。从时间上把我国刑法中的数罪并罚分为以下五种情况:分别为《刑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八十六条第一款和第二款所规定之情形。 [3]803～804基于以上权威立法规则，武汉大学林亚刚认为,若发现漏罪时间不是在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的期限内,而是刑罚执行完毕之后,则不得适用第七十条之规定适用并罚原理。当依法另行定罪量刑[4]318。另外,也有学者从罪数的角度出发,以比较刑法学的研究方法,论证分别执行说的合理性。在法国刑法中,数罪是指在前罪尚未受到产生既判力的最终确定有罪判决之时,又实行新罪,诸犯罪即构成实际的数罪，与此相反,只要某一有罪判决已经最终确定,在此之后实行的所有犯罪均不与该有罪判决惩处的行为构成实际的数罪[5]572以此举轻明重,则对于刑罚执行完毕后,又发现漏罪的则更应予以追诉并单独处罚。我国台湾学者高仰止认为并罚之范围限于执行完毕或赦免前所犯之罪为限为不合理，在执行期间,“亦得变更前之裁判,使犯人享有并合处罚之利益无异鼓励犯罪,将刑罚之作用尽失,且此种犯人其恶性实已深重，执行不能使其改恶从善，更有何保护其利益之可言,故此说实无可取之处。”[6]同样可就此举轻明重。我国台湾刑法第52条规定：“数罪并罚，于裁判确定后发觉未经裁判之余罪者，就余罪处断”林山田教授认为由于裁判确定后,所发觉之未经裁判之余罪与业经裁判确定之罪，并非在同一刑事诉讼程序中并案审判；因而不属于实质竟合之并处罚,因此，未经裁判之余罪不可与在前之裁判确定之罪,来确定应执行之刑,即不应施于犯罪人以合并处罚之利益，应单独宣判罪行,并个别来执行。
（二）、赞同并罚
该说认为应当对犯罪人施以合并处罚之利益，若新发现之漏罪属判决宣告前的漏罪就应参照《刑法》第七十条规定并罚即“先并后减”，如果是刑罚执行期间所犯的未发现之漏罪,则比照《刑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并罚即“先减后并”。此学说之学者从刑法法条出发，对其进行扩张解释、得出以上结论。
刑罚执行前之漏罪原本应与前罪在同一审理活动中予以处理，而此漏罪现象产生。若单独处理从而影响犯罪分子的利益,加重其刑期负担，为平衡这一利益，按照刑法数罪并罚原理基本精神,理应施以并罚之利益。例如,“张某,因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刑罚执行完毕后，发现张某以前还犯有受贿罪，应判处有期徒刑为6年，如果适用，《刑法》第七十条的话那麽应判处的刑期为6年以上11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分别处理的话，那么张某实际执行的刑期为11年有期徒刑。两者相较,从一定角度看,加重了对张某的处罚程度,而这种加重结果的出现从法律上来说是不恰当的,也是违背刑法维护人权的基本精神”[7]笔者认为从刑事诉讼法的角度来看,刑事追诉权归属国家，具体由公检法三机关分别执行。发现,追诉,并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是国家司法机关的法定职责,被告人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因此对于漏罪现象的存在不应归属与被告人,更不能因此加重其刑罚负担，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其诉讼利益应归属于被告人,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判决。
刑罚执行期间所犯未发觉之漏罪的也应实行数罪并罚，首先《刑法》第七十一条对于并罚的法定条件只是限于新犯罪需在刑罚执行过程中,至于何时发现并予以追诉则没有时间限制,只要是新犯之罪符合《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就应当追诉且适用数罪并罚。其次刑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之“先并后减”原则作为判决宣告后刑法执行完毕前有犯新罪的并罚方法,并未规定原判刑期与已执行完毕的刑期相减的结果不能为零。 故于此,虽余刑为零仍不影响并罚原则之适用。

以上两种观点从不同的视角对该问题进行论证，但无论是分别执行说还是赞同并罚说都没区别判决宣告前与刑罚执行期间所犯之未被发觉之漏罪，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在刑罚执行中,犯罪分子又犯新罪且并未主动交待坦白，说明此犯罪分子较判决宣告前犯有数罪未经发现的情形其主观恶性较重,并没有从原判刑罚中接受应有教育,而且社会危害性较大[9]181笔者将对此二种情况分开探索,以是否定罪量刑为前段，以是否应适用数罪并罚为后段，阐述己见并展开讨论。
在阐述此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刑法的基本问题即刑法（罚）的正当性问题做出讨论。以此为笔者论述问题的基本学理依据。
正当性是指某一事物的存在具有合理的根据，刑法存在的合理性，则是指刑罚的发动具有正当的合理的根据[3]55～56故而，刑法的正当性则是对刑法存在的合理性的考察。其论证主要从报应与预防两种观点为根据。作为报应论，刑法的正当性就在于它是对犯罪的一种回报，单纯的满足社会正义感而确立惩罚。预防主义以刑法通过惩罚犯罪所追求的功利价值（矫正和预防犯罪）来论证刑法的正当性。 [2]245诸上二种理论各有其合理性。随着刑法的发展与刑法理论的成熟与完善,主张报应论与预防论相结合的一体说成为通说。[10]394～398但报应主义与预防主义出于不同的哲学基础，若将二者结合融为一体则存在此二律悖反的情况。于是便产生了以何者为先的讨论。笔者认为应以预防论理为优先，以报应理论为辅。具体理由将在分析笔者之中心问题时作出论述。
（一）关于前罪刑罚已执行完毕又发现漏罪是否应当追诉并定罪量刑？
首先，判决宣告以前之漏罪是否应当追诉并定罪量刑？
对于是否应当追诉并定罪，笔者赞同应当追诉并定罪。只要是犯罪行为符合法定的构成要件且未过追诉时效就应当宣告有罪,其他各种情况则在所不论。但是否是有罪必罚,从现代刑的基本问题出发，则值得讨论了。近现代刑法的发展,受主观主义的影响，已经从单纯的报应趋于积极的刑事政策取向将重点由犯罪行为转移到犯罪人的品格上即行为人所犯数罪均出于同一品格。一个犯罪人的数个行为只是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的表征，体现了犯罪人的统一品格[6]故而对于漏罪的评价也理应与前罪一起来考量，并且根据前罪的刑罚执行情况来确定犯罪人是否处罚量刑。笔者认为是否有罪必罚应从如下两个角度予以考量：（１）、罪质的比较,即对前罪与判决宣告前之漏罪的法益侵害程度予以评价，比较社会危害性；（２）、人身危险性的评价，即对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性质与程度作出质与量判断，进而为确定是否处罚量刑提出依据。根据以上两种情况角度来分折。例如：前罪与裁判宣告前之漏罪法益侵程侵害程度相较，漏罪较小，其人身危险性已经降低，达到了前罪刑罚改造目的的程度，符合社会一般预防的利益要求，笔者认为则可以单独宣告有罪、不予处罚，“因为刑法虽是针对犯罪的极有力的手段，但是不能说是决定性的手段。为了使犯罪从根本上绝灭，必须进而考虑除去其原困本身。正像经常所说的，“好的社会政策是最优的刑事政策”。因此，有必要以人道主义为基础，慎重的而且谦虚地适用刑法。刑法不应该以所有的违法行为、所有的不责行为当然对象，只限于在必要时不得已的范围内才应该适用刑罚，…”[12]而且如此处理也是符合我国刑事政策取向的 。又例如：判决宣告前之漏罪与前罪的法益侵害程度明显较重，由此也很难推断其人身危险性，则应当视其情节施以非刑处置，保安处分，或是科以刑罚由此实现量刑对于刑法报应的意义。 对此情况日本刑法第六十九条的关于数罪并罚的规定便值得借见：“竟合犯中具有已经受到确定判决的犯罪，再行判决。对于竟合犯中的某个犯罪已经受到有期惩治或者禁锢的确定判决的人，就竟合犯中的其他犯罪还应当判处有期惩治或者禁锢时，依据第六十一条和第六十二条规定的精神，考虑已经宣告的刑罚决定刑罚。在这种情形下，必要时，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刑罚。”
其次，刑罚执行期间所犯之未发现之漏罪是否应当追诉并定罪量刑？
对于是否追诉定罪笔者同样赞成追诉，只要是构成刑法所规定之构成要件，且未超过追诉时效的就都应该追诉，《刑法》第七十一条对于追诉时间的规定并未限制在刑法执行完毕之前，只要犯罪罪行为在刑罪执行中实施即应当追诉，并适用“先减后并”实行数罪并罚。例如：某甲因犯有招摇撞骗罪判处有期徒行２年，刑罚执行完毕后，发现某甲在所判决刑罚执行期间又犯有破坏监管秩序罪应刑处有期徒行１年。根据《刑法》第七十一条扩张解释，则应对某甲采“先减后并”的原则决定其应当执行的刑罚，即应对某甲判处的刑期为１年以上２－２＋１年以下期徒刑，实则为处１年有期徒刑，该实际处罚之刑期与单独起诉定罪量刑无异，但其所准据的法条和依据之法理则是《刑法》第七十一条即数罪并罪原理，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期又犯罪，证明其人身危险性较大，其前罪的刑罚执行并达到个别预防的目的，则应当对其就施以矫正。但基于报应主义正义利益之平衡，其预防手段就应以不超过罪刑相适应的程度。
按《刑法》第七十一条对刑罪执行完毕以前故意犯罪之处理，笔者没有异意，但值得注意是若对过失犯罪施以同等对待，则有违刑法的谦抑性的基本原则 ，同样也难以实现刑法经济性的要求。过失犯罪，犯罪人并缺乏主观犯意，较之故意犯罪，其人身危险性较小。虽然该行为造成了法益侵害的后果，但从功利主义出发，则数罪并罚应重视犯罪人人格的整体评价并与宣告刑相适应。故对于过失犯罪应区别于故意，在定罚量刑时应以予考虑处以较故意犯罪轻的刑罚。刑法的谦抑原则以经成为现代刑法追求的价值目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付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获取最大社会效益——有效的预防和控制犯罪。刑法谦抑性在现代法治社会此为刑法应有价值意蕴，基于此笔者认为对于过失犯罪的评价可以比照判决宣告前所犯之漏罪的处理。
（二）根据前文分析应当追诉定罪量刑的，该漏罪是否应当根据前罪适用数罪并罚，并如何适用?
笔者赞同与前罪适用并罚，对裁判宣告前之漏罪与刑罚执行期间过失所犯之漏罪的应当按照“先并后减”的方法与前罪适用数罪并罚。对于刑罚执行期间故意所犯之漏罪按照“先减后并”施行数罪并罚。具体理由在上文也已详细阐述在此不在赘言。现就具体适用中的一点特殊问题：“对数罪判处不同种的有期自由刑刑罚，如何合并处罚”作出讨论。
就此问题，刑法没有作明确规定，理论界和司法部门对此主要有五种不同主张（１）为折算说或折抵说；（２）为吸收说；（３）为分别执行说；（４）为按此例分别执行部分刑期说；（５）有限制酌情（或酌量）分别执行说。 诸上观点均有一定法理根据，但各种皆有其利弊得失。折算说，使不同种有期自由刑贯彻限制加重原则成为可能，但是混淆了不同种有期自由刑在性质剥夺自由的程度，执行等方面的区别 有将轻刑升格重刑之嫌 且不具有普适性。而吸收说简便易行，符合诉讼经济的要求。但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极易导致重罪轻罚，客观上轻纵甚至鼓励已犯重罪之行为人多犯轻罪，不利于刑法之预防目的的实现。再则，分别执行说注意到了不同种有期刑之间的严格界限，但是分别执行说有违限制加重原则的规律与一个犯罪人只能决定执行一中主刑的规则。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诸上观点各有利弊，但总体弊大与利，不具有普适性。在笔者看来，对于不同种自由刑并罚可以引入“自由刑的易科” 规则处理。把不同种自由刑在并罚中不可兼容性转化为异种刑罚（罚金刑与自由刑）可直接按《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施以并科。具体按照以下规则办理：在各不同种自由刑中，优先将较轻的自由刑相抵罚金予以确定所应执行之刑罚，而后将折抵后的罚金刑与尚未折抵之较重的自由刑刑罚按照并科原则适用数罪并罚。笔者认为运用刑罚的异科处理可以避免诸上各种理论之不足:较之折抵说,其避免了重刑主义之嫌，符合刑罚谦抑性之基本价值取向。与吸收说相较，按自由刑的异科处理虽然将较重的自由刑转化为较轻的罚金刑 ，但是其适用的并科原则给以利益之平衡是有罪必罚符合传统的正当性根据。同时，因为较轻之自由刑以转化为罚金刑（附加刑）处罚，就避免了分别执行说的处以数种主刑之尴尬。行文至此则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自由刑和财产刑能折算吗？基于上文分析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并且在司法上也是可以处理的 。不仅如此，通过比较刑罚研究，德国刑法典第五十四条第三项规定：“如果中和刑法是自由刑形成的，那么，在确定单个刑法的合计数时一个日额相当于一个的自由刑”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自由刑于罚金刑不仅可以合并执行，而且二者可以相互换算。[13]356
对数罪判处的不同种有期自由刑刑罚引入“自由刑的易科”仍有不足。其对于前罪是较重之自由刑刑罚,漏罪是较轻之自由刑刑罚当然适用。刑罚的效益随着漏罪与前罪刑罚的严厉性程度差异之增大而递增，亦即刑罚的边际效益随着漏罪与前罪刑罚的严厉性程度差异之增大而加快递增。但是若前罪是较轻之自由刑刑罚，漏罪是较重之自由刑刑罚则刑罚效益和边际效应曲线则向相反的方向运动。笔者讨论的是对于前罪刑罚已执行完毕，又发现漏罪的适用数罪并罚,故易科折算只能是针对漏罪而言，若前罪较轻而后罪较重，如若适用易科将漏罪转化为附加刑并科，则不符合其意定条件，将对犯罪分子轻纵甚至鼓励犯罪之行为人继续犯罪，带有明显以罚代罪的性质,极度违背了刑法的社会正义性要求。与此同时刑罚的预防性效果亦未达到,刑罚的边际效益在当漏罪与前罪刑罚的严厉性程度相等时即达到零,即此时刑法无任何效益可言。随着漏罪与前罪刑罚的严厉性程度差异之增大而加快递减 。故前罪是较轻之自由刑刑罚，漏罪是较重之自由刑刑罚则不能适用“自由刑的易科”规则。唯此情景则可考虑限制酌情（酌量）分别执行原理。

最高院关于刑满释放后再犯罪并发现漏罪的处理给出了司法建议。该种情况实为笔者所讨论情况的一种特殊情形。认为如果漏罪与新罪属于不同种的罪行,即应对漏罪与刑满释放后又犯的新罪分别量刑，并依照刑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实行数罪并罚。如果漏罪与新罪属于同种的罪行,可以判处一罪从重处罚，不实行数罪并罚。[1]428～429笔者认为该建议未有注意到前罪判决宣告以前之漏罪与在前罪刑罚执行期间犯有且未发现之漏罪,二者在性质上的差别。混淆皆以第六十九条之规定为准据。忽视了被执行刑罚之前罪。笔者认为应该运用《刑法》第七十、七十一条对待前罪与漏罪,最后的结果再与新罪按《刑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数罪并罚处理。如此，对于判决宣告前之漏罪与刑罚执行期间所犯且未发现之漏罪区别对待，清晰了此二者的性质差异。且无论新罪与漏罪属同种或异种罪行皆适用数罪并罚，应当是妥当的。该漏罪本属原刑事诉讼应处理之对象，而新罪则另属一诉讼程序。通常认为连续犯为处断的一罪，其前提是本应属同一诉讼中，而以上二罪本分属不同之诉讼程序,它们被放在一起处理完全是出于刑事政策考量，若是从一处罚则必然忽略前罪,难以从整体上把握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与社会危害程度。另外从司法量刑的角度上考量从一加重处理后上视为一罪,此一罪是否应当按照累犯制度予以从重处罚便是值得商榷了。
综上所述，拙见就是，刑罚执行完毕又发现漏罪，应当追诉，但区分裁判宣告前、刑罚执行期间过失所犯与故意所犯之漏罪之情况不同而处理有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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