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领事裁判权的确立是清末司法主权不能自主的开始
(一)领事裁判权概述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由一个完整的封建社会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指形式上独立、实际上为帝国主义国家所控制的国家。西方列强借口中国的司法制度过于野蛮残酷，不能适用于西方人，因此强迫清朝政府承认外国的领事裁判权。从此，清朝的司法主权开始遭到破坏，对在中国领土上发生的案件的审判管辖权受到分割。
领事裁判权指外国侨民不受居留国法律管辖的特权，外国侨民在居留国犯罪或成为民事被告时，只受本国领事或其在居留国所设立的法庭依照本国法律审判，它是帝国主义国家强加于半殖民地国家的特权之一。是清朝司法主权不能自主的开始。
（二）领事裁判权对清朝司法主权的危害
列强在中国取得领事裁判权，始于1843年在香港签定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该条约第十三条规定：英人在中国犯了罪，不受中国法律制裁，中国政府也不得过问，“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这就大大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同年签定的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其中第五、六款对领事裁判权又作了补充规定,不仅英国人在中国领土上犯罪，中国政府不得过问，即使英、华人之间的债务纠纷，亦得“由华、英该管官一体从公处结”。英国人违反禁令“擅到内地运游者，不论系何品级，即听地方民人捉拿，交英国管事官依情处罪”。中国司法机关无权过问，并不许中国人民对这种目无中国法律、心怀叵测的人“擅自殴打伤害”。这不是只让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横行无忌而不许中国人起而自卫，给予应有的处罚吗？
根据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当时领事裁判权的主要内容为：
一、原、被告均系有约国人（依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的人），由其驻华领事审判，中国官员无须过问也不得过问。
二、原、被告，一方为有约国人，另一方为第三国人，由有约国领事按照其与第三国订立的条约办理，中国无须过问。
三、原告为中国人，被告为有约国人，由该有约国领事衙门审判。
四、原告为有约国人，被告为中国人，案件由中国地方官员审判，但得通知该国领事派员“莅审”。
五、原、被告一方为无约国人，另一方为中国人，或均系无约国人，其案件虽由中国官府受理，但须邀一有约国领事会同裁判。
六、为外国人船上服务的中国人犯案，中国地方政府也无权单独审断，须通过就近税务司转告该船领事官派员前往观审。
以上六点，表明清王朝的司法主权支离破碎，失去了司法管辖权，真正的司法管辖权在一定程度上已被有约国人把持。至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签定新约，领事裁判权被延伸，所有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国家都享有这种特权。

　　领事裁判权在华确认之后，作为战败国的清政府，对于洋人在中国犯罪或洋人之间的诉讼，已经完全失去了司法管辖权。在国际交往中，各国不论大小强弱，都必须遵循民族自决和维护主权完整的原则。在中国历史上，“浦天之下，莫非王土”，封建中央王朝大多拥有完整的领土主权和司法审判的主权。直到清朝中期，凡在中国领土上发生的涉外案件，仍然由清政府审理。清朝对外国侨民犯罪，规定只适用属地主义原则，防止其逃避罪责，并针对犯罪行为科以重刑。“凡化外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而领事裁判权在中国的确立，使这一制度开始发生根本改变。外国侵略者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任意横行，清朝的法律对其没有了约束力。
（三）领事裁判权的行使机构---领事法庭
为行使领事裁判权，帝国主义列强还依不平等条约先后在中国设立了各自的司法机构。以英国为例，它在华设有审理其侨民案件的领事法院、英国驻华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
　领事法院设于每一领事区，由领事兼任审判官。它审理领事管辖区内的民事案件和刑罚在徒刑一年以下、罚金在一百英镑以下的刑事案件。英国驻华高等法院常设在上海，它除了作为第二审法院外还有权审理在华侨民的一切民刑案件，并是各地海事、破产、离婚与谋杀等重大案件的第一审法院。上诉法院受理不服高等法院刑事判决和民事判决（诉讼标的在二十五英镑以上）的上诉案件。诉讼标的在五百英镑以上或有重大影响的民事案件，还可向伦敦枢密院上诉，但刑事案件的判决，不经枢密院允许，不得上诉。
　　以上可知，列强不仅在中国设立了行使领事裁判权的司法机关，并且公然确认为其本国法院的下级司法机关。明目张胆地破坏了清朝司法组织的完整和统一。可以说，列强在华设立的领事法庭，是对清政府司法管辖权和司法组织的双重侵犯，使之更加半殖民地化。
二、观审制和会审制是对领事裁判权的扩充
（一）观审制
为了扩张领事裁判权，资本主义列强还蓄意谋取观审权。观审制是西方列强取得在华领事裁判权以后强行干预中国司法审判的制度。即在原告是外国人、被告是中国人的案件中，原告所属领事官员也有权前往“观审”，中国承审官应以观审之礼相待。如果观审官员认为审判、判决有不妥之处，有权提出新证据、再传原证，甚至参与辩论。[7]观审双方似乎是平等的，其实大不相同。外国领事以战胜者自居，其观审名之曰“莅审”，中国官员应以“礼相待”。而中国观审的官员处于半殖民地之地位，更不懂外国法律，其观审只是一种形式，甚至有少数人因漠视或不屑卑躬屈膝而不前去领事衙门观审。所以，这种“观审”，实际上是享有此特权的外国领事发号施令，操纵审判，为所欲为。
虽然这项特权起初只有英、美两国，但因清政府对各国列强均有最惠国待遇，故各列强纷纷借口利益均沾而取得了观审特权，清朝司法主权遭到更严重践踏。列强在华观审制的取得表明，其不但利用领事裁判权使本国侨民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并开始利用这一制度插手清朝的审判制度，甚至对中国人民定罪，这就将领事裁判权又向前迈了一步，是对原有领事裁判权的扩充。
(二)会审制和会审公廨
所谓“会审”制度，指在列强霸占的中国领土“租界”内，由中国政府所委派的官员与驻该地的领事馆派遣的官员组成会审衙门，审理“租界”内案件的制度。是列强在租界中强行实行的殖民主义制度之一。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明文规定：“两国交涉案件，彼此均须会同公平审断，以昭允当”。1864年，清政府命上海道与英、美、法驻上海租界领事达成协议，设“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作为中国派驻租界的常设司法审判专门机构。在上述三国领事参加下，专门负责审理“租界”内的英美人为原告、中国人及无约国人为被告的民刑案件。会审制度于此开始。
为了把中外会审的组织和方式确定下来，1868年，英美领事又与上海道订立《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改“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为会审公廨，进一步确立了会审制度。
根据会审公廨章程的规定，原被告均为外国人的案件，只能由外国领事审理，中国政府无权干涉；原告为中国人、被告为外国人的案件，由外国领事“主审”，中国只能派会审官员前往“观审”。虽然观审官员如果认为审理不当，可以逐细辩论，实际上意见往往不被采纳。至于被告为中国人的案件，只有钱债、斗殴、盗窃等在枷杖以下的罪，才允许中国官员判决，其余较大的案件，均由外国领事与中国官员“会审”，实权却由外国领事掌握。其所适用的法律，由外国领事从西方国家的法律中选择。会审权的范围，最初只限于一般民事案件，随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深入，逐渐扩展到涉外纠纷和海关争议案件。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帝国主义乘机占领会审公廨，将其改由各国驻上海领事团全权控制。通告确认租界内纯数中国人的民刑案件，外国领事亦可直接派员参加审判，刑事可判十年、二十年的重刑，民事案件只以一审为终审；不承认上海道为上诉机关；凡与外国人有关的案件，即使发生在租界外，或被告居住在租界外，只要洋人告发，会审公廨也可越界捉拿审讯犯人。
中外官员会审制度，是外国侵略者侵犯中国司法主权、迫害中国人民更为狡猾和隐蔽的手段。如果观审制尚不能满足侵略者，那么，会审制则让侵略者堂而皇之的在中国做起了法官，各国领事已由陪审、会审，发展到主审。进一步践踏了清朝的司法审判主权。总之，这种所谓会审是：对外国人犯罪是否科刑，中国官员“例不过问”；而对中国人，不仅钱债、斗殴、盗窃等在枷杖以下的罪可以判处，而且外国领事可以超越权限，“径定监禁数年者”。在中国领土上出现了“外人不受中国之刑章，而华人反就外国之裁判”的现象。更进一步加深了清末司法制度的半殖民地化程度。使得中国人民在涉外纠纷的审理中处于受侮辱和被歧视的地位，露骨地践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
三、资本主义列强对清朝司法主权的武力干涉
在清朝末年发生的一系列“教案”中，资本主义侵略者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对清朝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清政府按照列强的意愿对中国人民定罪，干涉清朝的司法主权，笔者认为，这类事件也可视为清末司法主权不能自主的表现。本文以此作为对这个论题的补充。
教案是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引起中国人民反抗而酿成的案件。鸦片战争后，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派遣天主教和基督教新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进行非法活动。因传教士经常强占土地，包揽诉讼，欺压人民，挑起教徒和非教徒纠纷，因而激起公愤，各地先后发生捣毁教堂或殴杀有民愤的传教士事件，于是列强向清政府施加军事或政治压力，提出种种无理要求。
　　1860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天津望海楼设立教堂，吸收恶棍入教，拐骗人口，强占民地，激起民愤。1870年6月21日天津人民因育婴堂虐待死婴儿数十名，聚众到教堂说理。法国领事丰大业持枪往见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并开枪恫吓，又在路上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击伤随从一名。群众怒不可遏，打死丰大业，焚烧法、英、美教堂及法领事署。事件发生后，法、英、美等七国军舰集结天津、威海一带示威。清政府对侵略者屈服，将天津知府和知县革职充军，将爱国人民当作凶手查办，杀死20人，充军25人。赔偿教堂洋楼修造银二十一万两，殡葬银两二十五万两。

　　还有一例，1895年5月28日，成都人民过端午节举行掷果会，英美传教士将掷果小孩捕入教堂，民众派三人到教堂交涉，亦被扣押，激起众怒，当晚即将英美传教士住宅及教会医院焚毁，并将天主堂内埋藏的尸首送官府检验。接着有数十地发生反洋教斗争。法、英、美各国派军舰在长江示威，并向清政府恫吓。清政府媚外投降；将四川总督刘秉璋，乐山、灌县、大邑、冕宁及新津等各县知县撤职，又将朱瑞亭等六人杀害，其他17人充军。并赔成都各教堂银七十万两、川南各教堂银二十万余两、四川其他英、美各教堂十万余两。另外，比较著名的还有扬州教案、曹州教案、清浦教案、酉阳教案等，结局大致都是如此。

　　弱国无外交。今天看来，这一系列教案给我们感受最深的可能是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但在这一系列教案解决的同时，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内外交困下的清政府的司法主权问题。以天津教案为例，法国侵略者无法亲自对中国人民定罪，但在尝到战争带来的甜头后，早已摸透了清政府的心理。便动用军事力量，强行要求清政府惩办“凶手”，对中国人民定罪，达到掠夺钱财、谋取更大利益的目的。而清政府为取悦侵略者，更置家国主权和司法主权于不顾。

　　关于民众聚众事件，嘉庆十五年（1810年），嘉庆为有效弹压不法闹事，通过颁布条例，严厉规定：“刁民……约会抗粮……借事罢考、罢市，……（或）同谋聚众，转相纠约，下手殴官者”，为首“斩立决”，为从“绞监侯”。[11]刑法也规定，“凡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监侯），故杀者，斩（监侯）”。[13]那么，即便打死了激起民愤的法领事，至多也就是“斩监侯”，还要待每年秋审与朝审后在决定行刑与否。也决不可能“即行正法滋事人二十人，发配安置二十五人”，并“所杀领事及英法各国人以殡葬银两二十五万两”。二者之间相差可谓不小。

　　对于爱国民众焚烧的教堂洋楼，根据《大清律例》“并记所烧之物减价，尽犯人财产折锉赔偿，还官给主”。那么，烧毁的几座教堂和洋楼价值又怎能高达银二十五万两？显然是侵略者在趁机明目张胆的掠夺钱财。对于将“天津知府和知县革职充军”，我们先来看看《大清律》是怎么规定的，“至刁民滋事，其同城武职不行捉拿，及地方文职不能弹压抚恤者，俱革职；该管之上司文武官徇庇不即申报，该督抚、提镇不行题参，俱交部议处”。[12]即何处出现聚众滋扰闹事，主管该处的督抚、文武职官均应承担职务连带责任，但充其量也不过革职。而在天津教案中，天津知府和知县却被处以仅次于死刑的发配充军。以上无理和过分的片面要求，是法国侵略者通过清政府强行达到的。在外交和军事巨大压力下，清政府根本无法按照清朝律例审判，完全按照法国侵略者的要求草草结案。清政府和其司法机关再一次充当了列强的工具。可想而知，清政府连国家主权都已丧失贻尽了，司法主权更无从谈起。

　　领事裁判权和观审、会审制是帝国主义统治和奴役中国人民、侵犯中国司法主权的制度。在中国一直存在了一百年之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数不尽的苦难和耻辱。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了坚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新中国之后，才永远废除了这种反动制度。总之，清末司法制度的半殖民地化是生产力落后的结果，是清政府腐朽没落、屈膝投降的结果。现在我们研究和学习这段历史，就一定要以史为鉴，发展经济，富民强国，加强军事力量和军事防御，确保我国独立主权的完整。在认识和处理国际问题时，一定要以国家的主权完整为前提，牢记只有国家的强大和独立，才有司法的独立。也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努力发挥党员的先进性，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为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1989年11月25日贵州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自1990年1月1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自治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三章 经济建设和财政管理
第四章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结合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县人民政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第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县的遵守和执行；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
第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宪法第三章第五节规定的县级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县的实际情况，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本县实际情况的，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照顾本县散居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他们解决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困难；在处理涉及他们的特殊问题时，必须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按照有关法律和政策，妥善解决。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华侨、侨眷和台湾、香港、澳门同胞及其亲属在本县的合法权益。
第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侵犯公民权利、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第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对各民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科学文化和民族政策的教育，鼓励和引导城乡群众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制订和执行各种有利于维护安定团结、树立良好社
会风尚的守则、公约，加强具有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公正廉洁，尽职尽责，努力为各民族人民服务；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弄虚作假和以权谋私。
第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各民族公民进行国防意识教育，依法做好征兵、民兵预备役建设、拥军优属和复员退伍军人安置等工作，增强军政、军民团结。
第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带领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努力把自治县建设成为民族团结、政治民主、经济繁荣、文
化发达的自治地方。

第二章 自治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十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布依族、苗族和其他民族代表的名额和比例，按照选举法和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有关规定确定。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布依族、苗族人员所占的比例，可以略高于其人口的比例，并应当有布依族、苗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第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自治县县长由布依族或者苗族的公民担任。自治县人民政府的其他组成人员中，布依族、苗族公民所占的比例，可以略高于其人口的比例，其他民族也应有适当的名额。
自治县人民政府实行县长负责制，由县长主持本级人民政府的工作。
第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在尽量配备布依族、苗族人员的同时，也应配备其他民族的人员。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使用汉语文或布依语、苗语。
第十三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组织、职能和工作，依照国家有关法律的规定执行。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应当有布依族、苗族的公民担任院长或者副院长、检察长或者副检察长；在工作人员中，也要配备一定数量的布依族、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公民。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当用本县通用的语言文字检察和审理案件，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于不通晓本县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第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采取各种措施，从本县各民族公民中积极培养各级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特别要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和妇女的各级干部、各种专业技术人才，逐步做到少数民族干部在全县干部总数中所占比例与其人口比例相适应。
第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县的特点和需要，报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设置工作部门；并在上级国家机关确定的总编制内，自主地调剂各部门的编制员额。
自治县境内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在招收人员时，应当优先招收当地的少数民族人员；在上级国家机关批准的招收人员总额内，经自治县人民政府确定，可以定点、定向从农业人口中择优招收一定数量的布依族、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
第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财力许可的条件下，根据政策规定，对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职工给予适当的生活补贴；对在自治县工作的各种专业技术人员，给予一定的优惠待遇；对离退休人员，在生活待遇方面，给予适当的照顾。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在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中做出显著成绩的人员，给予精神的或物质的奖励。

第三章 经济建设和财政管理
第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根据本县的特点和需要，制定经济建设方针、政策和计划，自主地安排和管理本县的经济建设事业。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在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畜牧业、林业，因地制宜地大力发展地方工业和乡镇企业，努力搞活商品流通，促进本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
第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根据法律规定和本县经济发展的特点，继续巩固、发展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引导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并加强监督和管理，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第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加强对土地的管理。县境内的一切土地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群众团体和个人征用土地，必须依法报经国家有关机关批准
，严禁乱占土地和滥用耕地。
第二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继续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尊重和保障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鼓励农民投资投劳整治土地。对丢荒的土地，发包单位有权收回转包。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不断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建立健全农业科技及推广机构，搞好各种农业物资供应、品种改良、科技咨询、技术服务、传递信息等社会化服务工作，组织和引导农民运用科技成果，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前提下，鼓励、引导农民充分利用本县亚热带气候条件，大力发展各种早熟经济作物。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领导和帮助农民大力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搞好现有水利工程的维修、配套和管理，同时兴建投资少、见效快的水利工程，实行有偿供水，提高灌溉效益。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保证农田灌溉的前提下，鼓励和支持集体、个人承包山塘、水库和利用稻田、河流发展水产养殖，严禁一切破坏水产资源的行为。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草山、草场的建设，鼓励和扶持农民采取户养或联户养等多种形式发展畜牧业。建立健全疫病防治、饲料加工、品种改良和科学饲养等畜牧业服务体系，加强“关岭牛”的提纯复壮工作，提高畜、禽产品的商品率。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实行以营林为基础、大力造林、全民护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林业发展方针，鼓励组织城乡人民因地制宜地大力发展用材林、薪炭林、果木林和竹林，搞好封山育林，提高森林覆盖率。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确定山林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集体的山林以办林场的形式，允许由农户承包经营。宜林荒山，可以承包给个人经营。农民在房前屋后、自留山栽培的林木归个人所有，允许继承和转让。在责任山分成的林木归个人所有。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依法治林，加强林政管理，严防山林火灾，严禁毁林开荒和乱砍滥伐，改善生态环境。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认真贯彻以电养电的方针，利用丰富的能源资源，采取统一规划、分级实施的办法，积极兴建水、火电站；按照谁建谁有的原则，鼓励集体和个人兴办各种小型电站。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电力设施的保护和管理，实行有偿供电，严禁破坏电力设施和违章用电。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合理开发利用本县的资源，积极发展建材、采矿、冶炼工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积极扶持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染织、剌绣手工艺品和其它特需商品的生产。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认真贯彻实施企业法，深化企业改革，加强企业管理，进行技术改造，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充分利用本县的资源优势，实行优惠政策，加强横向经济技术联合，鼓励国内外的经济组织和个人来本县独资、合资、联营兴办企业，并切实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护、管理和优先开发利用县境内的矿产资源。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乡镇企业实行积极扶持、全面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从设备、技术上给予支持；从原材料供应上给予照顾；从信息传递、经营管理和产品运销上给予帮助，扶持、引导乡镇企业因地制宜地迅速发展。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乡镇企业的合法权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任意改变其所有制性质和侵占其资产。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大力发展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事业。在国家扶持下，实行民办公助、民工建勤的办法，加速乡村公路和山区驿道的建设，发展民间运输；逐步增加邮电通讯设施，允许集体、个人兴办交通运输事业和承包邮政业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严禁破坏交通、邮电通讯设施的行为。
第二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通过深化商业体制改革，实行多成分、少环节的商品流通体制，积极发挥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主渠道作用。
自治县的商业、供销和医药企业，享受国家民族贸易政策规定的照顾。
第三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集体和个人，在遵守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前提下，销售、贩运国家许可经营的各种工农业产品，并保护其合法权益。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市场和物价管理，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禁一切破坏经济秩序、哄抬物价的行为。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安排利用完成国家计划收购、上调任务以外的工农业产品和其他土特产品。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努力发展矿产品、土特产品等出口商品的生产，积极开展对外贸易活动，并享受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在外汇留成和自主安排使用外汇等方面的照顾。
第三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特别贫困乡村的扶持和帮助，采取统一规划、分类指导的办法，从资金、物资、科技等方面提供配套服务，帮助他们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逐步脱贫致富。
第三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和利用本县的旅游资源，搞好现有旅游点的建设和管理，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业。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根据本县的财力、物力和其他条件，安排生产性和开发性的基本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城镇建设的规划和管理，做到少占耕地，方便交通，有利于集市贸易，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坚持开发建设与防治污染同步进行、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维护生态平衡，改善生活环境。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财政体制的规定，自主地管理使用属于本县的财政收入以及财政预算执行过程中的超收和支出的节余资金。
自治县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的项目，享受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的优待。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合理核定本县财政收支基数的基础上，收入不敷支出时，报请上级财政定额补助；收入大于支出时，定额上缴上级财政，上缴数额一定几年不变。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逐步建立健全乡（镇）一级财政，实行定收、定支、定补助、超收分成、短收减支、节余留用的管理体制。
第三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国家在财政包干基数之外给予的各项专用资金和临时性的补助款，实行专款专用，任何部门不得扣减、截留、挪用或顶替正常的预算收入。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严格执行国家财政管理制度，支持监察、审计部门依法行使职权。
第三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做好税收工作。对属于自治县财政收入的某些需要从税收上加以鼓励和照顾的项目，报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实行减税或者免税。

第四章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第三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依照法律规定，决定本县的教育规划，各类学校的设置、学制、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用语和招生、分配办法。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大力普及初等教育，逐步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积极发展幼儿教育，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努力扫除文盲，积极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第三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县内各级各类学校，实行分级管理，逐年增加教育投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挪用、侵占、克扣和截留教育经费。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和支持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集体经济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集资或独资兴办各种教育事业。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学校场地、校舍和设备，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
第四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逐步改善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提倡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
第四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大力发展民族教育，采取适当放宽录取标准、减免学杂费等措施，扩大少数民族在校生的比例，逐步为贫困、居住分散的少数民族区乡，设立以助学金和以寄宿制为主的公办民族中、小学。不通晓汉语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小学，可以用本民族语言辅助
教学，有条件的学校可以使用布依文、苗文课本教学。
第四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事业，普及科学技术知识，积极推广科研技术成果，使科学技术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第四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民族文化事业，搜集、整理、翻译、出版民族文化古籍，保护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鼓励各民族文艺工作者积极开展文艺创作和研究活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文化市场的管理和文化馆、图书馆、农村文化站的建设，扩大电视、广播的覆盖面，做好城乡电影放映工作；支持各民族人民开展各种有益的民族民间文化娱乐活动。
第四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体育事业，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各民族人民的体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各种措施，培养各民族的体育人才，对在体育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给予奖励。
第四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建立健全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充实卫生人员，逐步增添医疗设备，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大力防治地方病、传染病，发展妇幼卫生保健事业，提高各民族人民的健康水平
。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和发展动植物中草药资源，重视发掘、整理和利用民族民间医药，允许合格的民族民间医生正当行医，禁止生产、销售假劣药，取缔非法行医。
第四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定具体实施办法，严格控制人口自然增长，提高人口素质。
第四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贯彻执行婚姻法，维护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保护妇女、儿童、老人的合法权益，禁止包办、买卖婚姻，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遗弃婴儿，依法严惩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每年2月16日为自治县成立纪念日。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报经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本条例的修改，须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报请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于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五十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根据本条例制定相应的实施办法。



1989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