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人身损害赔偿的案例分析

　　　　　　　　　　　　　　　北安市人民法院—刘宇

　　【案情简介】
　　原告之一何某已有8个月身孕，一天骑摩托车与第一被告蔡某的所驾摩托车发生碰撞致早产一女婴罗某，且罗某因车祸致缺血缺氧性病需长时间的继续治疗。双方就赔偿问题经交警部门调解未果，原告何某、罗某将蔡某、蔡某某(车主)一并诉致法院，要求第一被告赔偿两原告的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费、护理费、交通费，继续治疗费等共计109200元，第二被告对此承担垫付责任。法院判决支持了两原告要求的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费、护理费、交通费的诉请及确定了第二被告的垫付责任，但以第二原告要求的继续治疗费尚未发生，无法确定为由驳回了其请求。
　　【法理分析】
　　本案中有关第一原告的诉请及第二被告的垫付责任不成问题，一审法院在支持了第二原告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费、护理费、交通费的同时驳回其要求继续治疗费的诉请明显冲突，也不是本文的探讨的范围。本文要探讨的是本案反映的一个重要法律问题——胎儿在母体中受到他人的伤害在其出生之后能否索赔，即现有法律框架下胎儿是否享有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及如何行使的问题。首先，要明确的是，因本案被告的伤害行为发生在婴儿出生之前，而不是在出生之后，所以，本案的实质不是公民人身损害赔偿之诉，而是胎儿的人身损害赔偿问题。应该说，对于未出生的胎儿的人身权益保护问题，在法学理论界基本上没有争议，大家均认为应该给予保护。从学术角度而言，本人也完全赞同这种观点。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法学理论”并不是“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办案原则决定了法官在断案时必须以现行的法律规范，而不能以法理、道德、情理等非法律因素作为断案的依据。
　　那么，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在胎儿期受到伤害，胎儿出生后是否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并因此而以独立的主体身份要求加害方承担责任呢?笔者认为胎儿并不享有这一权利。
　　根据一般法律理念，权利的产生必须基于合同的约定或法律的直接规定，权利据此分为约定权利和法定权利。此类案件中的原被告双方并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合同关系，因此，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肯定不可能是基于合同而产生。那么，该权利是否属于法定权利呢?答案也是否定的。综观我国现行法律，有关胎儿的权益保护问题，仅在我国继承法第28条中有所体现。该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按法定继承办理。”可见，我国现行立法对胎儿权益的保护仅限于继承方面。根本没有涉及到胎儿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问题。如上所述，法定权利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产生，既然法律没规定胎儿享有健康权这一实体权利，它当然无权行使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这一诉讼权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由此可见，在同类型的案件中(包括本案)，判决赔偿婴儿的损失，与情与理均无可厚非，但却违法;判决不赔，在情理上说不过去，却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与法”的冲突，是因为我国法律在胎儿保护立法方面滞后及民事权利能力制度不合理所致。要最终解决此类案件中不必要的“情与法”的冲突，有赖于通过广大群众及法学界、司法界的同仁的不断呼吁，促使立法部门尽快修改我国现行法律中的民事权利能力制度，赋予胎儿在特定情况下的民事权利能力。
　　那么，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有无解决此类案件中“情与法”冲突的权宜之计呢?本人认为，在法律未作出修改之前，仍可以利用我国现行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达到与在法律上赋予胎儿民特定民事权利能力大致相同的法律效果。很显然，胎儿在未出生时是母体的一部分，胎儿的受损在法律上就是对母体健康权的侵犯。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公民的健康权受到侵犯是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所以，在此种情形下，以母亲自己的身份行使精神损害赔偿权在法律上没有任何的障碍。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中，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就是：赔偿的数额并无明确的规定。这就意味着，在现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中，就赔偿数额方面法官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那么，法官在具体承办该类案件时，就可以将婴儿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补偿费、继续治疗费等作为一个综合的参照因素，运用“自由裁量权”确定一个合适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给婴儿的母亲，以抵消母亲在婴儿出生后为治疗婴儿而造成的损失。这样，既以变通的方式维护了胎儿的本来应有而没有被现行法律认可的权利(人身损害赔偿权、受抚养权等)，又不会造成与现行法律的冲突。
　　【法条试用】
　　我国《继承法》第28条中有所体现。该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按法定继承办理。”可见，我国现行立法对胎儿权益的保护仅限于继承方面。根本没有涉及到胎儿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问题。如上所述，法定权利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产生，既然法律没规定胎儿享有健康权这一实体权利，它当然无权行使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这一诉讼权利。
　　我国《民法通则》第9条的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是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所谓民事权利能力，是指民事主体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也就是说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是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前提。根据该条规定，只有出生后的人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这就意味着只有已出生的人才享有民事权利。胎儿尚未出生，因此它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依法不具有任何民事权利(包括人身权利、财产权利)。胎儿没有民事权利，加害人的行为也就不构成侵权行为，因为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的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没有侵权行为，当然对胎儿就无赔偿责任。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政府


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成都市行政效能社会评价暂行办法》的通知

成府发〔2009〕9号


各区（市）县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成都市行政效能社会评价暂行办法》已经2009年1月13日市政府第29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二○○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成都市行政效能社会评价暂行办法

第一条 （目的依据）
为深化规范化服务型政府（机关）建设，改进机关工作作风，提升机关行政效能，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机关行政效能建设的决定》（川委发〔2008〕11号）和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规范化服务型政府（机关）建设提升机关行政效能的实施意见》（成委发〔2008〕26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成都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实施主体）
行政效能社会评价工作由市监察局牵头，会同市机关行政效能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共同组织实施。
第三条 （评价对象）
评价对象主要为区（市）县政府和具有行政执法、经济管理或公共服务职能，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行政部门和公共企事业单位（以下统称单位）。
第四条 （评价主体）
评价主体主要为行政机关的服务对象，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特邀监察员等。
第五条 （评价内容）
评价内容主要为依法行政、廉洁自律、政务公开、办事效率、服务质量等方面内容。
第六条 （评价原则）
行政效能社会评价原则上实行一年一评，重要事项实行一事一评。评价采取定性与定量、定期与随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力求评价客观真实、科学准确。
第七条 （评价方式）
评价按以下方式进行：
（一）代表评价。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特邀监察员和企业代表等召开座谈会，开展问卷调查等进行评价。
（二）群众评价。通过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和报纸公布调查问卷，开通广播、电视热线，采取面对面调查等形式开展群众评价。
（三）专项评价。通过电子监察系统提取相关数据进行专项评价。
（四）其他评价。
第八条 （评价实施）
评价按以下程序组织实施：
（一）制定评价方案。确定评价对象、内容、时间、方法、步骤，制作评价问卷等。
（二）组织检查评价。采取听汇报、查资料、召开座谈会、开展问卷调查、个别访谈和明察暗访等，了解被评价单位工作情况。
（三）进行综合评定。根据评价掌握的数据和资料，对被评价单位进行综合评定。
第九条 （评价处理）
评价意见报市机关行政效能建设领导小组同意后，评价结果按以下规定处理：
（一）制作报告。根据评价情况，及时制作综合评价报告，供市委、市政府决策参考和相关单位对照检查改进工作。
（二）及时整改。针对评价情况和公众意见建议，相关单位应当在接到评价报告或整改通知后1个月内，进行整改并报告；暂不具备整改条件的，要及时报告情况，并在一定范围内作出说明，待条件成熟时及时整改。
（三）情况反馈。整改情况可以通过网上公告、寄发函件、召开座谈会、上门走访等方式进行反馈，根据需要也可以在相应范围内公布。
（四）纳入考核。评价结果纳入年度市级综合目标进行考核。
（五）责任追究。对在评价中发现有严重问题的单位，按照《四川省行政机关责任追究制度》、《成都市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等规定，对其主要负责人启动问责程序。
第十条 （实施方案）
行政效能社会评价与软环境测评合并进行，具体实施方案由市监察局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一条 （解释机关）
本办法由成都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