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反就业歧视条款”的宪法依据

作者简析: 归永吉,华东政法大学2005级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硕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打击劳动力市场上所存在的就业歧视现象，促进就业，是立法者制定反就业歧视条款，并将其写入就业促进法（草案）的初衷。然而，如果对反就业歧视条款持这种工具主义的理解，则容易使得这类条款遭受违宪的指控。同样，学界普遍的观点——认为就业歧视侵犯了公民平等就业权，也存在法理上的误区。因为，平等仅指国家对公民的平等对待，并不禁止私人间的歧视。事实上，就业歧视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个人尊严。所以，宪法第38条人格尊严条款构成了反歧视条款真正的上位法依据。
关键词：就业歧视 宪法依据 平等权 人格尊严
一、问题的提出
此次，就业促进法草案中明确禁止就业歧视，顺应了民心，被认为是草案的一大亮点 。从民间传来的反馈意见来看，绝大多数人都支持将反就业歧视条款写入就业法中，认为这是缓解就业压力、促进就业的一个重要措施。同时，草案的起草者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今年“两会”期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在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所作的就业促进法草案的说明中提到：“‘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就业工作仍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主要表现为┅┅ 一些职业中介机构、用人单位因劳动者性别、年龄、身体残疾等原因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有必要尽快制定就业促进法，建立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1]虽然，在这份说明中起草者并没有直接明确制定反歧视条款的理由，但从中不难推测出立法者将就业歧视与就业困难“挂钩”。此外，从1994年制定的劳动法也可以发现立法者制定反歧视条款的意图。劳动法共有13章、107个条款组成，其中，第二章促进就业篇之下的第12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由此可见，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立法者都对反就业歧视条款的理解持有一种工具主义倾向，即认为制定该类条款的原因就是为了促进就业。这种理解不仅没有揭示出制定反歧视条款的根本原因，反而会在逻辑上推演出一个非常荒谬的结论：即因为就业率低，所以制定反歧视条款；那么，将来就业形势好转、劳动力市场求大于供时，反歧视条款也就可以“光荣退休”了，就业歧视也就可以合法化了。不仅如此，这种工具性的理解可能还会带来更大的不利后果——难以使得反就业歧视条款摆脱违宪的阴霾。有反对者可能会声称反就业歧视条款侵犯了企业受宪法所保护的经营自主权或是构成了对契约自由的干涉，因而构成了违宪。如弗里德曼就曾经严厉地批评道：“公正就业委员会曾在许多州中被建立起来，其任务在于防止就业过程中由于种族、肤色或信仰的原因而受到‘歧视’。这种立法显然要引起人与人之间自愿订立契约的个人自由的干预。它使任何这种契约受到州的批准或不批准。这样，它构成了一种在大多数其他情况下我们会反对的那种对自由的干预。”[2]反对者可能还会争辩，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和契约自由都是宪法所保护的法益，既然宪法本身并没有对公民的就业权与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两者的价值作出衡量，那么它们的宪法价值是相同的，立法者不能为了帮助公民实现就业权而牺牲了同价值的企业自主权和契约自由。面对这种诘问，如果我们仅从促进就业这一角度来为反就业歧视条款的制定进行辩护，很难有效地驳倒反对者，也很难证明反就业歧视条款的合宪性。所以，探讨反歧视条款的宪法依据，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具有很大的价值。
二、一种错误的观点——就业歧视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平等就业权
许多学者认为，就业歧视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平等就业权。如周伟指出：“平等权作为公民享有的一种基本权利，要求国家对个人或特定的群体在相同情况下给予相同的对待，并且仅在具备合理且必要理由的条件下才可以给予区别待遇。其影响范围可以包括私人的行为（如就业中的歧视）。”[3]喻术红说：“就业歧视损害的是求职者平等的就业机会或者是雇员的均等待遇。”[4]根据这种观点，不难得出反就业歧视条款是宪法平等原则在就业促进法上的具体化这一结论，即认为宪法第33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第42条劳动权权利条款的结合构成了反就业歧视条款的宪法依据。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扩大了平等原则的适用范围，将其由约束国家机关延伸到了禁止部分私人之间的歧视，是对平等原则适用范围的一种误读，并且也混淆了平等原则与人格尊严的概念。那么如何理解平等权的适用范围？作为宪法意义上的平等原则是属于政治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的产生、发展及其内涵不仅受到其他上层建筑的影响，更是由当时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包括宪法在内的所有上层建筑皆是由其派生的、第二性的东西，它们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并为之服务。所以，若想正确理解平等原则的适用范围则必须从分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对关系着手。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的平等早在古希腊时期便出现在哲学家的著作中 。然而，作为一项法律原则的平等却姗姗来迟，直至18世纪末期，法国的人权宣言才第一次以根本法的形式承认了平等权 。这种巨大的时间上的反差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是一种偶然，事实上，无论是在奴隶制社会还是在封建社会，都不可能孕育出平等原则这朵奇葩；只有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商品经济成为国家的主要经济形态后，观念上的平等才能真正升华为宪法上的权利。然而，商品经济所追求的平等是要求国家而不是私人的平等对待，因为只有国家的不平等对待才会在竞争主体之间产生特权，使得某个群体的法律地位高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竞争机制和平等的商品交换机制遭受严重的威胁，进而会危害商品经济自身的发展。相反，私人之间的歧视并不导致特权的滋生和市场主体之间地位的不平等，也就不会构成对商品经济的威胁。因此，商品经济的本质并不禁止私人之间的歧视行为。既然商品经济仅是禁止国家的不平等对待而不排斥私人主体间的歧视，那么作为对这一经济基础的反映，宪法中的平等原则也仅是拘束国家而非私人。
此外，笔者认为我国学者之所以对平等原则的适用范围作了误读，还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西方发达宪政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司宪过程中对涉及平等权案件的判决影响。以美国为例，在沃伦法院时期，联邦最高院在一系列涉及平等权的案件中确立了一种所谓的“国家行为说”的法理 ，即将一部分带有“国家行为”性质的私人行为纳入到宪法基本权利约束的范围内。根据这种理论，法院在司法审判中可以依据宪法第14条修正案（法律的平等保护条款）对那些在公共服务领域内所发生的歧视行为（如饭店拒绝黑人顾客）予以禁止。这种理论的创立给国内的一些学者带来了错觉，似乎平等权的适用范围已经被扩张到了一些私人领域。事实上，“国家行为说”（state action）法理的确立不仅未能证明平等权适用范围的扩张，反而从侧面论证了平等原则只适用国家机关的传统理论。因为，“国家行为说”是将一些特殊的私人行为升华为准国家行为，也就是扩大了“国家”的范围概念，而不是扩大平等权的适用范围，该理论本身并不是对传统理论的突破。另外，在著名的Heart of Atlanta Motel v United States 一案中，[5] 法院的判决理由也暗示了其秉承传统观点，拒绝延伸平等原则的适用范围。该案中被告亚特兰大中心旅馆长期歧视黑人顾客，拒绝为他们提供食宿。《1964年民权法》颁布后，由于该法第二篇规定“所有人应有权完全平等享有物品、服务、设施、特权、优先和膳宿设备”，并列举了法案适用的四类商业机构，其中包括“任何客店、旅馆、或其它提供宾客临时落脚的地方”，因此被告的种族歧视行为受到违反公民权利法的指控。亚特兰大中心旅馆对此指控不服提出了确认之诉，要求法院认定民权法第二篇违宪，理由是它剥夺了被告选择顾客的自由。被告还声称强迫他为黑人提供服务是违反宪法第13条修正案有关“非自愿苦役”的规定。法院首先用民权法第二部分的立法历史说明餐饮业种族歧视对州际商务的损失，在国会为该法举行的听证会上已经举出了很多事实和数据，说明由于餐饮业的种族歧视造成了黑人旅游的不便，减轻了他们的旅游兴致，影响了州际商务。法院进一步指出，被告无法否认他的汽车旅馆与州际商务的关系，因为该旅馆在两条跨州的高速公路附近，四分之三的客人来自外州。而只要任何餐饮服务业与州际商务有关联，就属于该法管辖，因为宪法赋予了国会调控州际商务的权力。所以，民权法第二篇的宪法依据便是“州际贸易”条款，没有构成违宪从而驳回了被告的请求。在该案中，法院并没有直接将第14条宪法修正案作为民权法第二篇的宪法依据，而是舍近求远寻找“州际贸易”（Interstate Commerce Clause）条款的帮助，这里面的原因是颇值得玩味的。笔者认为，正是因为法院坚持平等权只能拘束国家机关的观点，才迫使其不能够直接引用第14条修正案。无奈之下，法院不得不通过对“州际贸易”条款进行扩大解释来为国会立法的合宪性辩护。
总之，平等原则的适用范围应该仅仅限制于国家机关，而不包括私人之间的歧视行为。虽然就业领域中的部分歧视来自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招聘活动中，属于平等原则的拘束对象；但是，绝大多数的就业歧视仍旧出自于私人雇主，不能够被列为平等权的禁止范围。所以，就业法草案中的反就业歧视条款的宪法依据并不是宪法第33条所确立的平等原则。
三、人格尊严与就业歧视
笔者认为，宪法第38条是反就业歧视条款真正的上位法依据，该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人格尊严亦称为人性尊严、人的尊严，它的本意是强调世间上的每一个人，只基于其本身，而非其种族、民族、性别、社会出身等因素就拥有至高无上的内在价值和尊严，必须加以尊重和保护。它表明了人性本身即是尊严，“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被任何人利用作为工具，而是被作为目的对待，这即是其尊严之所在，因此人置其自身于世上所有其他非人类之生物上，并超越所有之物。”[6] 在康德看来，应该把人当作一种目的而不是一种手段来对待。如果仅仅把人作为一种手段来对待，事实上就是把他作为缺少一切内在价值的人来对待。反之，如果把他作为一种目的来对待，就是把他作为具有内在价值的人来对待。[7] 康德的人性观无疑是晦涩的，但恰恰是这种晦涩的观念构筑了宪法上人格尊严的基本含义。人格尊严条款的核心是维护人的主体地位，它要求国家、社会和他人都必须把人当作人看、尊重每个人的主体地位。虽然同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与平等权相比，人格尊严的入宪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道德哲学而非经济基础在宪法上的诉求。这一结论从世界各国以及我国宪法对待人格尊严条款和平等原则两者间的不同态度中也可以得出。在一些标志立宪主义之开端的、彪炳于后世的宪法性文件，如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中并没有对人格尊严作出确认。只是在二战结束以后，鉴于“二战”中法西斯对人的尊严的粗暴践踏，人的尊严之作为基本人权的地位方受到人们的重视，一些国际性的法律文件，如《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相继将人格尊严问题纳入其中，并赋予其作为人权之基础和核心的地位。我国的54宪法、75宪法以及78宪法也都未写入人格尊严条款。只是在后来的82宪法修改过程中，许多同志指出，“文革”十年，在“左”的错误路线下，广大干部群众遭受残酷迫害，公民的人格尊严得不到起码的保护，对于这段历史我们不应该忘记，因此有必要将人格尊严条款写入宪法。[8] 同样，德国战后的宪法将人格尊严的保护也是基于历史灾难的惨痛教训。由此可见，人格尊严的入宪与经济基础无太多的关联，在其身上更多的体现出制宪者对人的关怀、国家对人权保障所持有的一种态度。与之不同，平等原则的入宪则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水到渠成的结果。 从入宪的时间阶段来看，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中期欧美等国家相继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平等原则被普遍写入各国宪法中。而人格尊严的入宪则是发生在“二战”结束以后。从接受两者的国家数量来看，几乎当今所有的国家都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平等权的宪法地位，而仅有二三十个国家将人格尊严写入了宪法。由于，平等原则是经济基础在宪法上的直接反映，故它的内涵是也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又因为商品经济并不排斥私人间的歧视，所以平等原则的适用范围并不包括禁止这种歧视。相反，人格尊严条款的入宪并不是单纯为了维护一国的经济基础，它的内涵并不完全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人格尊严反映的是一种道德哲学上的诉求，是为了保护每个公民的人格不受他人的践踏，它的适用范围大于平等权的适用范围。不仅禁止国家机关的歧视，而且亦不能够容忍私人之间的歧视行为。因为绝大多数的歧视行为也都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贬低、降低了人作为人的尊贵庄严的主体身份和地位，容易滋生将人客体化、工具化的危险。就业过程中的歧视，无论来自于国家机关还是大多数私人雇主，都构成了对求职者人性尊严的侵犯，所以必须在立法中予以禁止 。可见，就业歧视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人格尊严而非平等权，所以作为反就业歧视条款的宪法依据也应该是宪法的第38条而非第33条。
另外，作为上位法依据的人格尊严条款也能够成功地使反就业歧视条款摆脱违宪的阴霾。因为人的尊严不仅是一项公民基本权利、而且是基本权利的核心价值，甚至是整个宪法的基本原则 。“从个人尊严导出人权及主权之原理，系立宪主义之基本理论，这些个人尊严为核心之原理构成宪法之根本规范。”[9] 所以，人格尊严无疑是一国宪法所保护的最高价值，它所体现的法益的重要性要大于任何其它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法益，一旦两者之间发生冲突，宪法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保护前者。禁止就业歧视可能会对雇主的契约自由带来了负担，也会对企业的经营权增加了限制，但就其所维护的价值而言，后者（个人尊严）的法益远高于前者。因此，反就业歧视条款具有宪法依据的支撑，并没有构成违宪。

参考文献：
[1] 田成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草案）的说明》[J/OL]. http://www.npc.gov.cn/zgrdw/common/zw.jsp?label=WXZLK&id=362937&pdmc=1531.

[2] 弗里德曼. 张瑞玉, 译. 资本主义与自由[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121.

[3] 周伟. 宪法基本权利原理•规范•应用[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6.49.

[4] 喻术红. 反就业歧视法律问题之比较研究[J]. 中国法学, 2005 (1).

[5] See Heart of Atlanta Motel v United States 379 U.S.241（1964）.

[6] 康德. 苗力田, 译.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48.

[7] 刘志刚.人格尊严的宪法意义[J].中国法学,2007(1).

[8] 蔡定剑. 宪法精解[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4.230.

[9] 法治斌, 董保城. 中华民国宪法[M]. 台湾: “国立”空中大学印行, 1997.146.



山东省日照市人民政府


日照市人民政府令
第 77 号


《日照市沿海旅游船艇管理办法》已经2012年8月24日市政府第5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　长 李同道

二O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日照市沿海旅游船艇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沿海旅游船艇管理，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水上交通安全，维护经营者和乘客的合法权益，促进旅游事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本市沿海水域内从事营业性运输的旅游客船、游艇和娱乐用帆船等各类机动旅游船艇。
经批准的休闲渔业船舶从事经营活动按有关规定执行，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旅游客船，是指乘客定额12人以上的较大型旅游船舶。
本办法所称游艇，是指乘客定额12人以下，具备机械推进动力装置的小型旅游船舶。
本办法所称娱乐用帆船，是指具备风帆动力的小型旅游船舶。
第四条　安监、港航、海事、公安边防、旅游等管理部门按照法律规定和各自的职责权限，对旅游船艇实施管理。

第二章　经营管理

第五条　旅游客船和游艇应当具备船检部门办理的《船舶检验证书》，海事管理部门办理的《船舶所有权证书》、《船舶国籍证书》，港航管理部门办理的《水路运输许可证》、《船舶营业运输证》。
现有娱乐用帆船从事营业性运输的，应当符合《日照市娱乐用帆船技术要求》，通过市安委会办公室牵头组织有关专家进行的安全技术评估，取得港航、海事等管理部门根据专家组意见签发的《帆船营运安全意见书》。
《日照市娱乐用帆船技术要求》由市安委会办公室牵头组织专家组制定。
第六条　旅游船艇应当按照规定向公安边防部门申请办理旅游船艇《出海船舶户口簿》或者《出海船舶边防登记簿》，为船员办理《出海船民证》，向公安边防和海事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签证。
第七条 旅游船艇营运的水域、停靠码头（站、点）、航线由船舶经营人向港航管理部门申请核准，港航管理部门核准前应当征求海事管理部门和有关单位的意见。
第八条　旅游船艇停靠码头（站、点）应当配备供旅客上下船艇的安全防护设施。
码头管理单位不得将泊位出租给非法营运船艇，不得允许非法营运船艇停靠。
第九条　旅游船艇经营人应当在旅游船艇上及岸线以上主要服务场所明显位置设置服务标识。
第十条　旅游船艇应当按照旅游部门制定的服务标准提供服务，不得损害乘客的合法权益。
严禁旅行社安排乘客乘坐非法营运船艇。

第三章 航行安全

第十一条　旅游船艇应当持有相关证书和资料，保证航行安全和防污染等设备齐全有效，确保船舶处于适航状态。
第十二条　旅游船艇应当按照规定标示船名船号，并在明显位置标明核定载客人数及乘客安全注意事项。
第十三条　旅游船艇应当按照规定标准配备足以保证船艇安全的合格船员。
娱乐用帆船在船员配备标准出台前，应当配备至少两名船员，船员应当经培训并取得海事管理部门核发的证书。
第十四条　船员应当配合码头安全人员保护乘客安全上下船舶，按照船舶稳性要求正确安排乘客乘船秩序，乘客登船后，船岸双方应当清点并如实记录登船人数（包括儿童）备查。
船员应当在航行前指导乘客正确穿着救生衣，详细讲解乘船安全注意事项。敞开式旅游船艇应当要求乘客在航行前穿着救生衣，有乘客未穿着救生衣的，不得开航。
第十五条　旅游船艇应当遵守下列安全航行规定：
（一）严格遵守《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等有关航行和避让规定，驾驶员应当谨慎驾驶，保持正规嘹望，采用安全航速，遵守限速规定，使用良好船艺，确保航行和靠离安全；
（二）在规定的水域从事经营活动，不得随意变更经营场点、经营航线，不得超航区航行，不得擅自进入禁航区、航道、锚地和海水浴场等限制进入的水域，不得非法从事采捕海洋水生物相关活动；
（三）按照船舶载客定额搭载乘客，严禁超过定额人数载客航行；
（四）严格遵守船舶抗风等级规定，旅游客船风力七级及以上禁止航行，游艇、娱乐用帆船风力五级及以上或者浪高1.5米及以上禁止航行；
（五）在白天且能见度不低于1000米时出海航行;
（六）严禁船员酒后或者疲劳驾驶。
第十六条　旅游船艇上含油污水、生活污水、垃圾等污染物应当集中到岸上处理，禁止向海里排放，加油等油类作业应当遵守安全与防污染管理有关规定。

第四章　应急救助

第十七条　旅游船艇发生水上险情或者交通事故，应当立即发出遇险求救信号，采取有效措施组织自救，尽一切可能救助遇险人员，并迅速向所属经营人、海上搜救机构和当地区政府(管委)、街道办事处报告。
报告内容应当包括事故或者险情发生的时间、地点、遇险人数及受损情况和原因等。
第十八条　旅游船艇经营人接到遇险报警后应当立即启动相应应急预案，组织救助，并全力配合搜救机构和当地区政府（管委）、街道办事处的救助活动。
事故现场及附近的船艇和人员在不危及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应当全力救助遇难人员，并服从搜救机构和当地区政府（管委）、街道办事处的指挥。
第十九条　海上搜救机构和当地区政府（管委）、街道办事处接到求救报告后，应当立即启动相应应急预案，协调和组织有关单位参加搜救。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海上搜救指令，积极参加搜救工作。
第二十条　各级政府应当建立水上遇险应急救助机制，明确有关部门、街道办事处及景区管理单位的应急救助责任，配备相应救生、救助设备。
鼓励建立志愿者救助力量。

第五章　安全管理

第二十一条　旅游船艇安全管理遵循政府领导、部门监管、企业负责的原则。
第二十二条　各级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旅游船艇安全工作的领导，支持、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监管职责，对安全监管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及时予以协调解决。
第二十三条　区政府（管委）、街道办事处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管理责任制，根据乡镇船舶安全管理的有关规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旅游船艇中乡镇船舶的安全管理，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水上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贯彻实施水上交通安全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组织、督促旅游船艇所有人、经营人办理船舶检验、船舶登记等；
（三）组织或者参与水上交通事故救助，协助海事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进行事故调查、处理。
第二十四条　旅游船艇经营人应当履行企业安全管理主体责任：
（一）遵守有关安全管理法律、法规和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加强对所属船舶、人员的管理，落实岗位安全责任制;
（二）建立完善有效的管理制度，按照规定配备合格管理人员，其中至少有一名负责安全管理的专职或者兼职人员；
（三）按照规定办理船舶保险和乘客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四）建立相关应急预案，并定期开展演练;
（五）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文件要求的其他安全责任。
第二十五条　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按照谁审批、谁管理，谁发证、谁负责的原则，依照法律规定和职责权限对旅游船艇进行安全管理：
（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对旅游船艇安全工作的监督指导协调；
（二）港航管理部门负责对旅游船艇及其经营人的行业安全监管；
（三）海事管理部门负责对旅游船艇的海上交通安全监管；
（四）旅游、公安边防、体育、海洋渔业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对旅游船艇安全工作实施相关行业管理。
各有关部门应当建立联动机制，形成监管合力。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旅游船艇违反本办法规定，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实施行政强制或者给予行政处罚。
第二十七条　渔业船舶、体育运动船舶等非法从事海上旅游经营活动的，分别由海洋渔业和体育部门联合港航、公安边防、海事管理部门依法查处。
第二十八条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行使职权，公开办事程序，建立举报制度，接受社会监督。
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所称现有娱乐用帆船，是指本办法施行前建造完工的帆船。
第三十条　在本市沿海水域内从事经营活动的跨骑式摩托艇应当遵守本办法中航行安全、应急救助和安全管理的有关规定。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17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