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中国进程

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牙大状广州律师网（www.jylawyer.com ）
首席律师 王思鲁

【金玉良言】 管理学视野中的法律运用应该帮助企业实现财富增值；以贴位的法律风险防范机制颠覆传统的法律顾问制度；构建符合国情的法律风险“防火墙”；帮助企业以最小的成本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为成功者锦上添花、给失落者雪中送炭、让创业者防患未然。

我国加入WTO后，市场竞争白热化，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越来越大，风险防范难度也越来越大。近几年以来，从顾雏军、张海、黄光裕、严介和等商界翘楚到德隆系、中航油、中储棉、中国银行等明星企业都大案频发，而前段时间发生的达能“强购”娃哈哈一案，更使得国内工商界顿时风声鹤唳。原因何在？他们都撞到了法律风险的暗礁上，法律风险防范已成企业、企业高管们急需补进的一课。
与自然风险、商业风险等其他风险不同，法律风险可控可防。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是指企业建立的对法律风险进行评估识别、控制、监控与化解的系统工程。建立完善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是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等环节进行全面、综合法律监控的机制，并通过对监控过程中发现和反馈的实际问题进行不断地改进和完善，逐渐优化法律风险防范的制度设置和操作流程，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更完善的法律环境。

一、中国传统法律顾问制度，在服务内容、人员配置、服务形式和业务开拓等方面，都存在重大缺陷，无法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保驾护航，根本不适应企业发展的现实需要。
【真实再现】
1996年3月28日，娃哈哈集团公司宣布和娃哈哈美食城、达能控股的金加公司合资成立了5家娃哈哈合资公司。根据当时的合同显示：娃哈哈方面占49%，金加公司占51%。由百富勤的梁伯韬出任首届董事，达能方秦鹏与杜海德出任董事。
1998年4月，百富勤将自己在金加的所有股权卖给了达能，达能100%控股金加，从此变成了达能独家与娃哈哈合作。
对此，时任娃哈哈集团董事长的宗庆后认为，百富勤在娃哈哈不知情的状况下将股权卖给了达能，形成娃哈哈合资公司被达能控制的局面。但是，注册在新加坡的金加公司，其实在成立之初就被达能控股了70%，香港百富勤只控股了30%，这意味着达能从一开始就实际控制了娃哈哈。
与此同时，达能也曾提出，将“娃哈哈”商标权转让给与其合资的公司，但此举即刻遭到国家商标局拒绝，因此后来达能与娃哈哈便改签了一份《商标使用合同》。
但是，正是这份《商标使用合同》，成为了日后“娃哈哈事件”的导火线，合同中一项看似不经意的条款，让娃哈哈在与达能的抗争中陷入了被动。在双方签署的合同中有这么一项条款：“中方将来可以使用(娃哈哈)商标在其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而这些产品项目已提交给娃哈哈与其合营企业的董事会进行考虑……”。
除此之外，当时双方还签订了另外一份简式使用合同，而这份合同当时已由国内工商局备案。同时，未经备案的《商标使用合同》还约定：甲方和乙方理解并同意签署简式使用合同，仅为了在中国商标局和工商局注册之用，而所有管制使用商标的条款和条件则包含在本合同中。
2005年，双方又签订了《商标使用合同》的第一号修改协定。在此协议中规定与合资公司签订有代工协议或与合资公司经营非竞争行业的娃哈哈非合资企业，可以获得合资公司授予的商标使用许可。
2006年年初，总数近40家的娃哈哈非合资公司利润已达10.4亿元，对此达能认为，那些非合资公司的运营方式，违反了当初的“一号修改协议”。就此事，双方进行了谈判。
2006年12月9日，达能和娃哈哈相关负责人为此曾经签署了一个协议，约定达能将以40亿元的价格收购娃哈哈近40家非合资公司51%的股权。
在此后的2007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宗庆后上书有关领导表示：“警惕外资通过控股各个行业的龙头企业，从而控制我国的经济。”
2007年4月3日，达能娃哈哈干脆撕破脸皮，作为娃哈哈的掌门人，宗庆后在媒体上宣布达能强行并购的“罪行”，并列数了达能数宗罪，宗庆后试图来一次全民战争，将达能扫地出门。
而此时达能似乎也早有准备，立即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将双方当初的协议合同等公布与众，同时展开了强硬的反击。达能也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于5月9日在斯德哥尔摩申请了对娃哈哈的仲裁，随后的6月4日达能又在美国把宗庆后的妻子和女儿以危害股东利益为由告上了法庭。对此宗庆后大为火光，在6月7日辞去了合资公司董事长的职位，并发表万言书，陈列达能罪状，开始了强硬的反击，在杭州仲裁委申请了娃哈哈商标转让纠纷，并开始了反诉讼的准备，一场法律大战拉开了帷幕。（参见“娃哈哈与达能的纠纷真相 离岸公司之手若隐若现”http://money.163.com/07/0831/23/3N8TM48D00251HJP_3.html）
无论是当初达能100%控股金加，还是之后签订的《商标使用合同》及其修改协定，达能的“狼子野心”已经是“表露无遗”。达能的一举一动“暗藏杀机”而娃哈哈却“视而不见”，为何？归根到底，是其管理层缺乏法律风险防范意识。

由于争议双方在行内业界的巨大影响，使得本次娃哈哈与达能的争端倍受关注。但是，身陷法律风险漩涡之中的国内企业又何止娃哈哈一家。此次“娃哈哈达能事件”或许只是 “冰山一角”，同时也影射出传统法律服务的弊端与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缺失。诚如娃哈哈此类“明星企业”，其对法律风险也可“熟视无睹”，那么，对于国内大多数的企业来说，即便是具有“法律风险防范意识”，也只能是一种“奢望”。或许这与观念有关，但是，“娃哈哈达能事件”告诉我们，改变已经是迫在眉睫。
　　1、从法律服务的内容看，中国传统法律顾问服务偏重于经济法律风险，疏于防范刑事风险，但众多的企业、企业高管们恰恰倒在了刑事风险上。在西方发达国家，成熟企业必备三种人才：刑事律师、会计师和经济师。“三驾马车”确保企业平稳运行，将法律风险降到最低点。而中国传统的法律顾问制度虚有其名，徒有其表，并不贴位，发挥不了应有作用，每天都有企业高管落马，每天都有明星企业濒临绝境的新闻报道，每天都有中小企业破产，就是最好的说明。
2、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法律顾问主要由擅长处理重大诉讼的律师来担当首席律师，统筹全局，机械性的事务由身为首席律师助手的事务律师来完成，人力资源配备较为科学；而中国的法律顾问业务主要由没有诉讼经验的事务律师处理，美其名曰“专业化”，没有经过大案要案诉讼磨练的律师怎么可能“专业”？“快餐式”的法律服务怎么可能真正为企业把好关呢？
3、中国传统的法律顾问工作往往流于形式，律师缺乏责任心，大多是“蜻蜓点水”，“顾而不问”。一般律师不懂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的法律意见常常不适应企业的客观需要，很难帮企业防范法律风险。律师受聘企业顾问往往是一种营销手段，其目的是争取顾问单位的诉讼业务，如果遇到职业道德差的律师，企业反而要增加额外的法律风险。
4、中国传统的法律顾问业务的开拓，往往不是依靠法律专业水准和敬业精神，而是靠关系、给回扣拓展业务。国有企业尤为明显，这与国企缺乏真正的所有权人有关。传统法律顾问服务成了某些人谋私利的幌子，而相关的律师就成为“有牌的诈骗犯”，甚至是“洗钱犯”，把高额的顾问费中绝大部分以“回扣”的形式“返还”给企业领导、高管，法律顾问服务纯粹是一种洗钱的手段而已。
5、传统法律顾问在公司中仅仅是起辅助作用。法务人员、顾问律师远离公司的核心决策圈，对公司的重大决策发挥不了应有的影响，无法全面识别企业存在的法律风险，更谈不上采取有效的防范和控制措施，“花瓶”作用明显。
6、传统的法律顾问制度缺乏系统的风险防范机制。他们更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小打小闹”的服务形式，通常就是对公司的法律问题和存在的风险进行一些细枝末节的“粉饰”，进行“参观”式的诊断，进行“领导视察”般法律指导。这样的顾问形式，自然无法真正地识别企业的风险，更无法真正地帮助企业化解风险。
一位世界级管理大师曾说过，法律风险是企业二十一世纪最大的风险。自国资委2003年3月成立以来到2004年底，中央企业报请国务院国资委协调的法律纠纷案件达146起，涉及中央企业131家，直接涉案金额达199亿元，间接涉案金额已超过450亿元。据统计，法律风险防范服务市场目前大约价值20亿美元。再过10年，这个市场将超出200亿美元。目前，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已是当前全球性的热点和潮流。构建现代的企业风险防范机制，主要涉及法学和管理学两个学科，在学术上表现为两个方面：一、在应用法学方面，构建现代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已是现代应用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把法律如何融入企业、法律如何为企业服务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二、在企业危机管理方面，构建现代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已是企业危机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分支，它要求企业把法律作为一种企业管理手段来防范、化解企业危机，实现法律和管理融合。
二、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意义。
【真实再现】
案例一：
2003年年中，投资杭州“西湖国贸大厦”的香港长宝公司资金链断裂，多位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原董事长周某被捕，公司股东面临“清盘还债”。公司股东谭某、刘某无力承担巨大责任，自愿将两人所持有的股份，无偿转让给另外两名股东郑某（内地居民）、谢某（香港居民）。
随后，郑、谢两人将拿到的香港长宝公司的全部股权，一半由杭州诉讼追债单位通过浙江省高级法院调解裁定出让，另一半以2500万人民币为对价，出让给杭州商人吴某在香港设立的公司。此后，吴继续开发杭州西湖国贸大厦。2004年底，该大楼主体工程完工，开始对外发售。
上述股权转让、出让行为，全部是香港公司内部股东间或香港公司与公司间的股权流转行为，均是在香港完成，且经由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认定具有“涉港公证文书效力”的香港大律师公证，均为合法行为。
2005年初，浙江省公安厅经侦总队突然介入，以涉嫌“职务侵占”立刑事案件先后抓捕郑、谢二人。另外，杭州商人吴某亦因“西湖国贸大厦”项目，被另案抓捕。此时，中国房地产价格开始进入“狂热飚升期”，位于杭州最佳黄金宝地的西湖国贸大厦，市值及背后隐藏的利益十分惊人。
2006年7月，浙江省公安厅以郑、谢二人涉嫌“职务侵占”移送审查起诉。同年7月14日，绍兴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起诉谢、郑两人。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两次延期开庭审理。截至2007年7月12日，案件已经四次退回补充侦查，郑、谢二人已被严重超期羁押，案件的实际审理期限也已超出法定审理期限，但是，绍兴市人民检院仍决定撤回起诉；当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检察院撤回起诉。
检察院撤诉之后，被告人家属及律师多次要求将羁押期限早已届满的谢、郑等人释放，但均遭当地司法机关拒绝。
如今本案已由绍兴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职务侵占”再次起诉，案件现仍处在绍兴市人民法院审理期间。（参见“2006年度中国民营经济十大案件之香港谢X军涉嫌巨额职务侵占案辩护实录”http://www.baiduhopelawyer.com/xmzwqz.htm）


案例二：
1986年，陈锦洪看好装饰业，即萌生办装饰公司之念。但时处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私有经济普遍存有疑虑：《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尚未出台，私人投资筹建企业无法律保障。私人筹办企业的一般采取“挂靠”形式即企业由个人实际出资，乡镇、街道等出具出资证明（实际未出资），领取集体营业执照，以出具证明的机关为企业的被挂靠单位，企业按期向被挂靠单位交纳管理费。经原佛山市财贸办公室同意，陈锦洪出资20万开办的兴业装饰公司被挂靠在佛山市商办工业开发服务公司（现已注销）名下，由该公司负责申报工商登记。
1993年4月，兴业集团公司已经拥有6200多万元的固定资产。1994年5月，佛山市经委作出了超越行政职权的佛经工（1994）044号通知，突然撤掉了陈锦洪兴业集团公司总经理职务，改任副总经理。1996年2月，又作出（1996）027号通知，免去陈的副总经理职务。紧接着，又全部撤掉陈锦洪在兴业集团各个子公司的经理职务。
1996年4月15日，陈锦洪向佛山中院提起行政侵权赔偿之诉，要求法院撤销佛山市经委所做的免除其3个兴业公司总经理职务的行为，并索赔损失几千万元，由此开始长达十余年的漫漫诉讼之途。因这起“民告官”案索赔标的额达数千万元之巨，列国内之首，被称为“中国民告官第一案”。
浅析家庭暴力

乔铁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婚姻制度的演变，日益突出了家庭暴力严重地侵害了妇女、儿童、老人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同时，家庭暴力引发家庭矛盾，侵害家庭成员利益，损害了婚姻家庭的基础，加剧了婚姻的动荡危害了社会的安定，由家庭暴力引发的重伤，杀害等刑事案件时有发生，随着我国新婚姻法的出台，“禁止家庭暴力”第一次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法律条文中，这意味着家庭暴力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将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而且将作为一个明确的法律概念，涉入法律调整的范围。因此，深入研究家庭暴力的产生原因，完善法律对策，开展多机构协作，预防和控制家庭暴力的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家庭暴力的概念

　　家庭暴力目前尚无统一界定的概念。有人认为家庭暴力是指对家庭成员进行肉体上的折磨、伤害和压迫等人身强暴行为；有人认为家庭暴力是家庭中一方对另一方的殴打、凌辱、肆虐，使其屈从；有人认为家庭暴力就是家庭中某一成员对其它家庭成员在肉体上、精神上、言语上、经济上的虐待。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内部出现的侵犯他人人身、精神、性方面的强暴行为。"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对家庭暴力行为给出了具体的定义："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手段，给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还出现了一种新的家庭暴力形态—冷暴力，在目前有些家庭，夫妻双方在产生矛盾时，不是通过殴打的暴力方式处理，而是对对方表现得比较冷淡、轻视、放任和疏远。恶语中伤、漠不关心对方，将语言交流降到最低限度，停止或敷衍性生活、懒于做一切家庭工作，是隐性暴力中较常见和隐蔽的做法，而这也是现代家庭中的一个易被人忽视的问题。

二、 家庭暴力的特点

　　（一）行为的隐蔽性。家庭暴力通常发生在家里这个特定场所；大部分受害妇女认为是家务事、个人隐私，而“家丑不可外扬”，怕传出去会使家庭矛盾激化，影响婚姻和家庭的稳定，影响个人名誉或者事业发展。行为的隐蔽性是家庭暴力最显著的特征，受害者的外伤很显眼，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而精神创伤难以愈合，较为隐蔽且易被忽视。受暴妇女长期生活在恐惧、紧张的气氛中，心身疲惫、心情抑郁。

　　（二）手段的多样性。家庭暴力的形式多种多样，既有肉体上的伤害，也有精神上的损害，还包括性虐待和婚内强奸。家庭暴力按其危害程度可分为重大暴力和一般暴力；按其形式可分为：（1）身体暴力。包括所有对身体的攻击行为，如：殴打、推搡、打耳光、脚踢、使用凶器等。（2）语言暴力。以语言威胁恐吓、恶意诽谤、辱骂、使用伤害自尊的语言，从而引起他人痛苦。（3）性暴力。故意攻击性器官、强迫发生性行为、性接触。（4）冷暴力。是“冷战”阶段的隐性暴力，表现为冷淡、轻视、放任和疏远。恶语中伤、漠不关心对方，将语言交流降到最低限度，停止或敷衍性生活、懒于一切家庭工作。

　　（三）后果的严重性。第一，施暴容易侵犯和践踏对方的人格尊严、身体健康等人身自由权利，损害和摧残其心身健康，导致婚姻破裂、家庭解体；第二，容易诱发刑事犯罪，当暴力超过一定限度时，受害妇女就会奋起反抗，以暴制暴，从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变成加害者，影响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从而导致父母吵架、离婚，这些对子女的伤害是难以估量的，时时影响其学习生活和健康成长，因家庭暴力流浪出走的未成年人数量逐年增加，他们比起在正常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更容易走上邪路，成为敌视社会、报复社会的人。很难想象，在一个充满暴力、充斥吵骂、怨恨和悲愤的家庭中，其家庭成员会是幸福、快乐的。不良环境在其生理、心灵上留下灰暗、悲伤的阴影，造成恐惧、焦虑、孤独、自暴自弃等心理障碍。

三、家庭暴力的起因

　　导致家庭暴力存在且呈上升趋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制度和观念方面的原因，还有婚姻当事人自身的原因等等。笔者认为，除了以上原因外，最不可忽视的是法律方面的原因。

(一)立法不完善

　　我国对于家庭暴力的制裁，主要是套用《刑法》和《治安处罚条例》中的故意杀人、伤害和虐待等条款，但在执行过程中面临许多问题，主要是法律规定太笼统，缺乏具体操作措施，导致现实生活中真正能构成上述罪名的家庭暴力极少，绝大多数家庭暴力因达不到《刑法》和《治安处罚条例》规定的最低标准而得不到制裁，家庭暴力同虐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现行法律法规对惩治家庭暴力方面的规定过于简单，操作性不强，裁决起来缺少法律依据，家庭暴力侵害者的权利，一般都属于自诉案件，而大多数家庭暴力受害者由于告诉了也得不到处理，还会召来施暴者变本加厉的报复性殴打，因而一忍再忍。由于长期以来在社会观念中家庭暴力仍被认为是家庭内部的事情，执法机关难以介入，致施暴者有恃无恐。

(二)封建传统观念是产生家庭暴力的历史原因。

　　在中国“男尊女卑”夫权统治贯穿数千年历史，要求妇女“三从四德”、“从一而终”，女性完全置于男性统治之下。对子女则实行惩戒之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叫子死，子不敢不死” 推行“君为臣纳，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封建礼教。掌握家庭经济权力的家长，对家属当然地享有至高支配权，从而使干涉与侵害妇女、子女的人身权利的行为合理合法化。直至今天，我国男性对女性暴力、父母对子女惩戒的历史传统，依然深刻地影响当代中国家庭。

(三)家庭经济不平等是产生家庭暴力的经济原因

　　我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是“男权”这种观念一直难以消除，加上大部分男子在家里是经济支柱，使得打骂老婆成为许多男子心中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是一种男强女弱的暴力形式。女子因为没有经济来源往往在“生命的尊严和生活的压力，哪一个更重要”？的苦楚中选择了沉默。另一种是男弱女强的暴力形式。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竞争日益公平，这使得女子可以获得与男子一样的机遇，而某些本身竞争力不够强，造成失业，“权威”和“价值”，甚至以保护自己的不劳而获。

(四)执法机关对家庭暴力认识不到位

　　由于施暴者与受害者之间特殊的身份关系，对家庭暴力存在观念上的误区，正如纽约司法大学法律与警察学家罗米•斯塔奇所言，在警方的潜意识中，家庭暴力并不违法，“长期以来，家庭暴力往往被淡化为“家务事”。执法者和司法者总以“清官难断家务事”为借口一推了之，对于家庭暴力案件的干预常持消极态度

四、家庭暴力的危害

　　首先，家庭暴力侵犯了受害人的人身权利。具体为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和自由权。

　　其次，家庭暴力伴随着对妇女的精神摧残。由于家庭暴力受害人绝大多数是妇女，因此她们受到肉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害,只不过因为身体上的损伤是外在的、较为明显而吸引了人们更多的注意,精神上的损伤是内在的、较为隐蔽而容易被忽视。精神的创伤往往比身体上的创伤更难以愈合,遭受暴力的妇女长期生活在恐怖、紧张的气氛中,心里充满了恐惧与悲哀,有的悲痛欲绝,导致心情抑郁或精神分裂。在找不到正当的解脱途径的情况下,她们只好采取回娘家、出走,甚至自杀等消极反抗方式。当虐待超过了她们肉体、精神的承受能力时,有些被迫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从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变成了害人者。有资料表明：我国五成以上的女性犯人是因为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走上犯罪道路的。

　　第三，家庭暴力严重地危害社会安定、阻碍了社会发展和进步。社会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需要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应当是社会生存、发展的创造者。而那些受家庭暴力侵害的人,在其生命、生存及人身权利、人格、名誉等这些做人最基本的权利都被暴力所侵害、所剥夺的情况下,在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生产、发展中去呢?家庭暴力不仅严重侵害了这部分人的人身权利,而且影响了他们参与社会活动、社会生产的积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也直接间接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家庭暴力也严重地危害下一代人的健康成长。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子女,深受家庭暴力的影响,其生理、心灵上必然会受到较大的伤害,也会给下一代人的心理投下灰暗、悲伤的阴影,在这种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子女,大多数患有恐惧、焦虑、孤独、自卑、不相信任何人等心理障碍。在他们长大之后,如果其心理得不到及时诊治,很可能会成为新的家庭暴力的实施者,其中有的人甚至会成为敌视社会、报复社会的人,结果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这一点,已为社会上发生的许多案例所证实。

五、预防家庭暴力的几点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