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双边投资条约中国民待遇标准的新实践

王胜宇


　　（一）中国20世纪90年代双边投资条约中的国民待遇
　　回顾中国2000年以前所签署的双边投资条约，我们可以看到，1986年4月以前，中国双边投资条约中还没有国民待遇标准的规定，但其中规定有其他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惠国待遇标准等。1986年5月，中国与英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首次采用了国民待遇标准 “缔约一方应尽量根据其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缔约另一方的国民或公司的投资与其给予本国国民或公司以相同的待遇”。1982年以后的几年中，与中国缔结双边投资条约的
　　国家有80多个，但其中仅有不到十个协定规定了外资国民待遇标准。中国与英国双边投资条约（1986年）、中国与斯洛文尼亚协定（1993年）等协定中规定了国民待遇标准，但相关的条款数目很少，且其中内容也很抽象。1988年，中日双边投资条约中规定了国民待遇标准并且还规定 “缔约一方根据其法律法规，为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在实际需要时，可以对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实行差别待遇。” 1992年中韩双边投资条约中规定“任何一方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境内就其有关投资、收益及与投资有关的商业活动方面，应保证能够获得不低于缔约另一方投资者的待遇。”此外，未对国民待遇的给予附加任何限制。这种实践在中国当时的现实国情下，表现出一定的超前性。就在中韩双边投资协定签订后，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其中提出“要积极创造条件，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这应该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从市场经济战略的高度提出给予外资国民待遇。1996年，中国与沙特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规定了公平、公正待遇与国民待遇，并且规定可以选择适用两者中更优惠的原则。从以上双边投资条约实践中可看出，中国双边投资条约中国民待遇标准的发展是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步前进的。
　　（二）21世纪后中国双边投资条约中的国民待遇
2　　1世纪初期，中国加了世贸组织，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将在更广的范围内开放本国市场，同时中国政府还要采取各种政策措施以促进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的发展，使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能够与世贸组织的要求大致相符。2006年11月21日，中国与印度在新德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该协定第四条规定了投资待遇 “缔约各方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的待遇，不应低于其给予本国投资者和第三国投资者的待遇。” 2007年9月7日，中国与韩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大韩民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协定中第三条规定“在扩张、运营、管理、维持、使用、享有、销售和其他对于投资的处理方面，每一个缔约方需在其领土内提供给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和他们的投资不低于在相似条件下其提供给本国投资者和他们的投资的待遇，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的领土内的投资应始终享受公平与公正的待遇”。本条中第一款规定了公平与公正待遇，第四款还同时规定了最惠国待遇。以上两个双边投资协定都没有对国民待遇做出例外规定。
　　另外，中国也与芬兰、西班牙分别缔结了双边投资条约，协定中关于国民待遇标准的规定与上面中韩双边投资协定的规定类似。2005年，中国与葡萄牙缔结的双边投资条约第三条第二款规定 “一方应给予另一方投资者在其境内的投资及与投资有关活动的待遇，不应低于其给予本国投资者的投资及与投资有关活动的待遇。”中葡议定书中同时还规定了 “中葡协定中的第三条第二款所指‘活动’尤其包括但不限于：限制购买原材料或辅料、能源或燃料、生产设备或操作工具的不平等待遇及其他具有类似效果的措施。因公共安全和秩序、公众健康或道德而采取的措施不应视为第三条中的‘待遇低于’。”
　　从以上的条约内容中可以看出：我国一般将国民待遇规定为缔约一方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在其境内的投资及与投资有关的活动应不低于其给予本国投资者及与投资有关活动的待遇；在这些双边投资条约中不仅规定了国民待遇，还规定了最惠国待遇及公平公正待遇；双边投资条约中仅仅规定了准入后国民待遇标准，而没有规定准入前国民待遇标准；国民待遇标准的范围相比以往双边投资条约中的国民待遇标准规定有所扩大，从中葡双边投资协定中国民待遇标准的规定可以看出：投资活动“尤其包括但不限于”这一措辞，扩大了国民待遇的适用范围，这是发达国家在其双边投资条约中经常使用的；规定国民待遇标准的同时，大多数双边投资条约对公共利益都做出了例外规定：国家因公共安全和秩序、公众健康或道德标准可对外国投资采取差别待遇。中国今后缔结双边投资条约还将继续以往的谨慎态度，但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流入国内及流向国外的投资都有显著增长，其中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更加迅猛，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要考虑的也许就不止是外资在中国的国民待遇问题，还包括在外国的中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利益。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给予外资国民待遇的范围将会是逐渐扩大的趋势，但在一段时间内还没有可能扩大到给予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但无论是给予外资怎样的国民待遇标准，都应该要基于本国的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道德标准而做出例外规定。
　　结 语
　　从21世纪中国缔结的双边投资条约的整体观察可以看出，中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的国民待遇有逐渐放宽的趋势，但中国政府的缔约态度还是比较谨慎的——在给予外资逐渐放宽标准的国民待遇的同时，又注重本国现实国情而做出许多保留。如今中国正处在社会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经济的各项制度、机制都还有待完善。在这一阶段中，采取对在准入阶段给予外资国民待遇的缔约模式还不是时候。现在，中国正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谈判缔结双边投资条约，笔者认为，中国不管在多大的压力或是诱惑之下，都应该在清醒认识本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选择签订符合本国长远利益的双边投资协定，而不能贸然接受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高保护标准的投资条款。我们看到，美国在签订双边投资条约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宁缺毋滥 ”原则，即宁愿不签，也不勉强接受不符合本国提倡的高保护标准的协定。中国应该在这方面学习美国精明的谈判、缔约技巧。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在很多方面仍然处于 “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所以应该谦虚点，多多借鉴别国有益的经验。
　　最后，笔者认为，在投资自由化的浪潮下，在将来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采取有限的国民待遇标准模式与他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仍然是中国最佳的选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维护并促进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了抢夺罪转化为抢劫罪的条件，即：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抢劫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行夺取财物的目的，本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它不仅侵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同时也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权利，是一种严重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犯罪，历来为我国刑法重点打击对象。抢夺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乘人不备、公然夺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表现为乘人不备，公然夺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公然夺取，一般理解为行为人当着公私财物所有人或保管人的面，乘其不备，公然夺取其财物。
上述两罪的共同点是：都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目的，都侵犯财产所有权。两者的区别在于：1、侵犯的客体不同。抢劫罪不仅侵犯财物所有权，还侵犯人身权利，其胁迫手段是当面以暴力相威胁，如遭遇抵抗力立即施以暴力；抢夺罪不侵犯人身权利。2、犯罪手段不同。抢夺罪通常是乘人不备，公然夺取财物不施用暴力。如果以暴力劫财，则构成抢劫罪。3、对财物数额要求不同，由于抢劫罪的社会危害性严重，刑法没有规定构成犯罪的财物数额，但对抢夺罪，则是规定以侵犯的财物“数额较大”为必要条件。立法作抢夺罪转化为抢劫罪的规定，主要考虑携带凶器抢夺较一般单纯的抢夺犯罪社会危害性大，如此规定可达到从重打击之效。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存在一定的问题，反映较突出的有“凶器”范围难以界定，“携带”的认定标准不易掌握，还有依照第二百六十三条处罚可能导致的轻罪重罚的问题等等，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携带凶器抢夺”的含义作了解释。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布了《关于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再次就关于“携带凶器抢夺”的认定问题作了解释。


一、 携带凶器抢夺以抢劫罪论处的理论依据

抢夺罪和抢劫罪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侵害了被害人的人身安全：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意图以此暴力行为达到当场取财的目的，而且客观上实施了暴力劫财行为，就符合抢劫的本质特征，而不问这一暴力是否足以危害生命、健康或足以抑制他人的反抗。也就是说，行为人必须在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的同时又对被害人身体实施了暴力、胁迫等强制方法，才能认定他犯了抢劫罪。对胁迫的另一个一般理解是胁迫方式的明示性，如行为人以语言明确表示暴力内容并要求被害人交出财物。但暗示的胁迫取财是否构成抢劫呢？这需要分情况不同对待：

1、行为人以暗示胁迫当场取财，而被胁迫人并交付财物。这一种情况，要么是行为人暗示手段不足以传达胁迫内容，要么就是虽然暗示手段足以传达胁迫内容，但因为对被害人产生的精神控制不足以达到令其不敢不交出财物的程度。这两种情况，虽然都符合抢劫罪的本质特征，但因为对被害人的人身权与财产权所造成的危害都较轻微，以不定抢劫罪为妥。当然，如果行为人的暗示胁迫手段较为严重，尽管被害人并未交付财物，也应以抢劫罪论处。

2、行为人以暗示胁迫意图当场取财，而被害人因精神恐惧而当场交付财物。这就应以抢劫罪论处，理由如下：（1）胁迫劫财是行为人通过胁迫手段，使被害人产生精神恐惧而不敢反抗，当场交付财物的行为。刑法条文并没有排除暗示胁迫手段的存在。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抢劫故意，客观上实施暗示的胁迫手段，而且从被害人交付财物的这一情节来看，这一种暗示的胁迫手段对被害人产生的精神强制已达到使其不敢反抗而当场交付财物的程度。因此，完全符合胁迫劫财的本质特征。（2）明示跟暗示只不过是胁迫内容的方式不同，“暗示”只是相对于“明示”来讲。行为人以劫财为目的，而且达到了这一目的，那么，这一种“暗示”无论如何，都是足以传达暴力威胁内容的。因此，暗示跟明示实际上并无本质区别。（3）从实际情形看，存在大量的以暗示胁迫劫财的方式。如一多人犯罪团伙，经常敲诈、抢劫路人，一晚主犯见一路人，提出“抢点钱用用”。团伙五人遂一言不发上前围住路人。被害人知道作案人用意，因惧怕招致殴打，只好拿出五十元钱交给对方，遂得以解围。此案有人认为不构成犯罪。笔者认为，如果类似这样的暗示胁迫劫财都得不到处理，公民的财产权和人身权就得不到有效保障。而且有些狡猾的犯罪分子还会钻法律的空子，千方百计变明示的胁迫为暗示的胁迫，借以逃脱打击。

《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即抢劫罪）定罪处罚。有人对此存在异议，认为在实施抢夺罪中，仅仅由于行为人携带凶器，即便没有使用甚至没有出示，就转而以抢劫罪定罪处罚，混淆了抢劫罪与抢夺罪的实质界限。但立法者考虑到，携带凶器抢夺，较之一般的抢夺罪，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且，这类犯罪案件为数不少，有时的确难以区分行为人携带的凶器是否对被害人构成了胁迫。这里，立法者就考虑到行为人携带的凶器虽然在某些时候没有使用或者出示，但有可能对被害人造成暗示性的胁迫。而且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可能借助这一种暗示性来否认其抢劫故意，而司法人员又极难认定。因此，为了从重打击这样一类犯罪，《刑法》作了此规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立法者承认暗示性胁迫抢劫存在的立法意图。携带凶器抢夺要以抢劫罪论处，也必须是这种行为具备了抢夺罪所不具备的人身强制特征。那种认为只要行为人的抢夺财物时带有凶器就构成了抢劫罪的观点，实难脱客观归罪之嫌，特别是行为人临时起意抢夺的情形。

在适用携带凶器抢夺以抢劫罪论处的这一规定时，必须从该行为已符合抢劫罪本质特征的角度去理解和掌握。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这是从犯罪在客观上已经造成的危害结果或危险状态而言的，它表现出犯罪的天然性特征。任何一种犯罪都有其独有的社会危害性和社会危险性。如抢夺罪主要侵犯他人的财产权，对他人的人身安全基本不构成威胁。这种犯罪表现出行为人意图乘他人不备夺取财物的社会危害性，且由于抢夺手段的局限，使行为人一般选择被害人缺乏警惕，便于作案后逃跑的场所，这是抢夺罪的本质特征。而抢劫罪不仅侵犯他人的财产所有权，而且直接威胁他人的人身安全，这种犯罪表现出行为人意图采取人身强制方法，公然劫取他人财物的人身危险性。由于抢劫手段的局限，使行为人一般选择被害人孤立无援，难以求救的场所进行。由此看出，抢夺罪与抢劫罪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特征不同。所以应对“携带凶器抢夺”要有一个明确的界限，总的来说是要从严把握其内涵。要使携带凶器抢夺行为具有抢劫罪的本质特征，结合相关司法解释，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来把握：

1、行为人携带凶器的人身危险性。对行为人实施抢夺行为时携带凶器的心理原因分析有三种可能：一是携带凶器意欲抢劫，在作案时临时变意为抢夺；二是犯罪本意即为抢夺，携带凶器为了防备他人追赶抓捕时行凶所用；三是行为人的犯罪故意较为模糊，目的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但犯罪手段不明确，到作案时根据情况能抢则抢，能夺财则夺财，且不排除盗窃的可能性，而携带凶器也有两种准备，或是实施抢劫是所用，或是被他人发现、追捕时使用，目的亦可推定为对他人进行人身强制并占有财物。从这个意义上讲，行为人抢夺前携带凶器的行为具有抢劫犯罪的人身危害性，即具有采取人身强制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犯罪意图。而从犯罪的主观要件上讲，行为人主观上的这种犯罪故意与抢劫罪的主观故意无实质区别。我们要注意不能片面地将抢劫犯罪的故意理解为首先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强制方法，然后劫取被害人的财物，还应包括盗窃、诈骗、抢夺犯罪后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证据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转化型抢劫犯罪故意。如果行为人未携带凶器实施盗窃、诈骗、抢夺等犯罪，司法人员很难判断其在主观上事先是否有抗拒抓捕的故意，只有当行为人犯盗窃、诈骗、或抢夺犯罪被发现后，其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犯罪故意才能认定。2、行为人在客观上表现出意欲排除妨碍或实施人身强制的行为。行为人虽携带凶器准备在作案时使用，但在某种具体情况下，始终未拿出凶器，只是将凶器带在身上。这种情况下，行为人所携带的凶器根本不可能为外界所感知，行人为的人身危险性也并未表现出使用暴力排除犯罪妨碍或实施人身强制的倾向，即在这种抢夺过程中根本看不出抢劫犯罪所必备的人身强制特征，所以也不能以抢劫罪定罪处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认定行为人的行为已表现出抢劫罪的人身强制特征呢？这也只能从行为人的行为可能被外界感知的情况下，才能对该行为的性质进行确定。而携带凶器也只有在被外界感知的情况下，行为人才表现出暴力性或抢劫罪的人身强制性。由于携带凶器抢夺毕竟只是实施抢夺行为，很难确定被害人身心是否受到实际的强制，但行为人却可表现出暴力性。这种暴力性在行为人携带凶器被外界所能感知的情况下就暴露出来，从而被司法人员所认定。可以说携带凶器抢夺对被害人造成了实质的人身安全方面的侵害，是因为这种行为表现出了与抢劫行为相当的社会危险性，其潜在的社会危害也就远远大于一般单纯性的抢夺犯罪。

综上，携带凶器抢夺因为具有了与抢劫犯罪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从而被刑法规定为抢劫犯罪，也就是充分运用刑罚威慑力的结果，有其一定意义上的立法根据。

二、 要严格掌握“携带凶器”的概念

携带凶器抢夺被规定为抢劫犯罪，只是因为它具有与抢劫犯罪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特别是实际的社会危害毕竟与较典型的抢劫犯罪要小，在适用必须严格掌握，防止这一规定的滥用，以致混淆抢夺罪与抢劫罪的界限。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携带凶器抢夺”的含义作了解释：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携带凶器抢夺”，是指行为人随身携带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进行抢夺或者为了实施犯罪而携带其它器械进行抢夺的行为。这要从以下两点来把握：1、对“携带”一词要严格掌握。携带凶器抢夺只要在行为人携带凶器并表现出意图使用暴力占有财物的犯罪倾向时就能认定为抢劫，至于被害人实际上是否看到了凶器可以不论。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行为人随身携带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以外的其它器械抢夺，但有证据证明该器械确实不是为了实施犯罪准备的，不以抢劫罪定罪。” 2、对凶器的范围要严格掌握。因实践中犯罪人作案使用的凶器一般都是枪支、管制刀具等危险物品，将携带凶器犯其它罪的行为视为一种竞合犯也无不可。有的认为“凶器”系犯罪人携带意欲实施犯罪时使用的器械的，有的认为系能够对人身造成有形损伤的一切器具的，有的认为行凶时使用器械的等等。要准确界定“凶器”的范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一是考虑到这是将抢夺行为附条件的（携带凶器）以抢劫罪论处，必须严格掌握，否则将造成过多的抢夺行为以抢劫论处的情况，导致罚不当罪。二是要体现“携带凶器”的暴力性特征。即“携带”的“凶器”必须充分暴露出行为人较大的社会危险性。这可以考虑将携带凶器抢夺视为结合犯的观点。将“凶器”的范围限定在有关法律规定的禁止在公共场所携带的枪支、管制刀具或爆炸性、毒害性、腐蚀性等物品的范围之内。三是“凶器”必须是犯罪人事先准备供作案使用的工具。四是“凶器”是对人体易造成损伤的器械。

三、 对携带凶器抢夺认定为抢劫在具体处罚时应注意的问题。

抢夺罪与抢劫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相差较大，刑法对两罪规定了不同的处罚。抢夺罪最低刑为管制，且可单处罚金，最高法定刑为无期徒刑；而抢劫罪最低法定刑为三年有期徒刑，且并处罚金，最高法定刑为死刑。携带凶器抢夺与抢劫犯罪不同，在客观上也一般不会对被害人人身造成损害，侵害的直接客体不会指向被害人的人身健康和生命权。故对此类抢劫犯罪处罚时应与《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的典型的抢劫犯罪处罚有所区别。在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对携带凶器抢夺的犯罪处罚，特别是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时，对该条规定的八种情形不能生搬硬套，对入户抢劫、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抢劫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等情形，因抢夺行为的特殊性，一般不可能适用。而在适用其他四种情形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对“抢劫数额较巨大”的规定，不能将携带凶器抢夺数额巨大的标准与典型抢劫数额巨大的标准等同，对携带凶器抢夺数额巨大的标准可参照抢夺数额巨大的标准；

2、携带凶器抢夺犯罪一般不会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等后果，但若因行为人的抢夺行为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可适用该条第五项，对携带枪支抢夺以抢劫罪论处的，一般不能直接适用《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七项持枪抢劫，对犯罪人处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罚。如果对携带枪支抢夺，亦认定为持枪抢劫并处以重罚，就是把持枪抢夺与持枪抢劫相等同，把社会危害程度差别较大的两种行为处以相同的刑罚，显然是违背罪刑相当原则的。

3、对携带凶器抢夺军用物资或抢险、救灾、救济物资的，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适用第二百六十三条第八项。若抢夺的虽是军用物资或抢险、救灾物资，但数额很小、危害不大，一般不宜适用八项处罚，可对抢夺以上特定物资且达到抢夺犯罪“数额较大”的标准的情形，适用第八项处罚，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作者单位：河北省邢台市桥西区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