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亟须宪法重塑社会价值观，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年也需要重新认识宪法的贡献。基于以上共识，10月22日至23日在西安召开的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2011年年会将会议主题确定为“中国社会变迁与宪法”。来自全国各地的近三百位专家、学者围绕社会转型与宪法的适应性、财政立宪主义与宪法、宪法与刑法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本次年会由中国宪法学研究会、西北政法大学主办，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兰州大学法学院协办。

　　一、社会转型与宪法的适应性

　　在社会转型期间，国家职责精准实施，人权保障的要求日益细化。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郑军认为，宪法学研究应拓展其研究视阈，关注社会性别主流化问题，确立适应变革、合理且先进的宪法学理念，缓解宪法学理论与社会生活的疏离状况，进一步彰显宪法学应有的公平、正义等象征性价值和学科生命力，以及宪法学对法学科发展、法秩序建构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信访在当下社会是一种纠纷解决与权利救济的特殊制度，赞成和主张彻底废除信访制度的声音皆而有之。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书成认为，信访的立法发展过程反映了其逐步制度化的法治进程，但实践中制度化进程也逐步暴露了信访在制度上的方向偏离，并没有在根本上达到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民权利的目的。信访不能起到解决纠纷的功能，信访制度的纠纷解决的立法角度是好的，但是社会效果却并不理想，因此，应该废除信访的纠纷救济角色，因为信访是机关内部的纠纷解决体制，让机关内部来解决自己的纠纷是不可行的。同时，应该将信访的救济功能取消，但不能取消其政治功能。香港城市大学教授林峰则认为信访制度和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机制是不冲突的，当然，信访制度对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机制只是补充，而不能替代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机制。

　　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如何基于深思熟虑与自由选择以维系政府的良好运作，实现共和国公民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广东商学院法学院副教授戴激涛提出了协商宪政这一构思，认为协商民主理念结合起来构建的协商宪政方案，能够为转型期的中国治理提供助益。迈向协商的宪政共和国，需在遵循“协商”、“民主”与“法治”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建构国家制度层面及社会领域中的协商机制，并落实宪法运行机制以充分保障公民权利。

　　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海平则根据自己对民间组织所进行的实务研究提出社会宪政概念。他认为民间组织也需要宪政，社会宪政既不同于传统的国家宪政，也不同于所谓的“新宪政”论，它是以规范和调控社会公权力为核心的宪政形式。民间组织所面临的困境是外部干扰和内部不规范，而社会组织宪政也是宪法下的宪政。

　　二、财政立宪主义与社会保障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实行和法治国家的建设均呼唤财政立宪主义理念的落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王广辉认为，财政立宪主义理念的核心是对国家税收权的制约。为此，不仅需要从宪法的意义上对“税收”的内涵进行解读，而且需要从征税权的行使、税收收入的使用、纳税人的权利保护、征税权的合理划分等制度上进行建设和完善，方能在通过财政立宪推进中国宪政进程方面见到实效。在财政立宪主义的语境下，对税收权的控制，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征税必须得到民意代表机关的同意;二、税收的使用必须遵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三、政府举债也应纳入民意机关的监督之下;四、税收立法权的分配应符合法治的精神;五、纳税人权利的保障。

　　许多国家的宪政史首先就是一部财政入宪史，政府的税收和公共开支政策一贯会引起法律和宪法上的争论。河南工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谭波从社会保障角度探讨了财政立宪。社会保障作为“社会本位”和人本主义的一大体现，和财政立宪不可分离、分立。两者的联动需要的是内在的互联而不是表面的牵强附会。他认为我国社会保障在财政立宪主义下的缺失表现在:(1)财政立宪中的社会保障外延狭隘，价值模糊。(2)违反社会保障宪法规范的责任机制的缺失。(3)社会保障财政监督检查的乏力。其改革进路在于:强化财政支出与社会保障之联动机制;确立宪法预算的内涵和规范机制，将宪法中的“预算”细化;确立各类预算尤其是社会保障预算的不同规范机制;强化社会保障预算宪法监督，力推宪法公开，强化宪法监督机构和责任机制;确认社会保障与财政支出的价值联动机制。

　　湖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肖艳辉认为，我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体制性缺陷而引发的社会风险和诸多不和谐现象与财政立宪主义的基本理念发生了根本冲突。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收入再分配制度，可以弥补和救济第一次分配中的不正义、不公平和不合理现象。蕴含在社会保障立法精神中的生存权保障原则、抵制社会风险原则、主要政府责任原则、普遍平等原则和分配正义原则契合了财政立宪主义的内在品质，对于弥补和纠正因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体制性缺陷而致的社会不和谐现象有着重要的作用。

　　从“统收统支”到“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再到分税制，我国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总体上因循了从集权走向分权的基本思路。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徐健认为，财政分权的策略及其实践并未转化成稳定的法律制度。1994年确立的分税制，也仅仅是一个低层次的制度化开端。这种低层次性主要体现在宪法规范的缺失、法律规范的碎片化和低位阶性、制度化范围的局部性，以及事实行动的制度外溢等诸方面。正当的制度只能逐步建设和改进，这是制度塑成与变迁的一般规律。但在改革三十年亦跨过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困顿的情况下，中央与地方财政权力配置领域的整体性制度却依然未能有效形成。

　　三、宪法与刑法

　　关于宪法与刑法关系的研究始于本世纪初。福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应珍根据其收集的资料分析指出，这些研究主要限于刑法学者，对我国刑法的宪法制约问题还没有引起宪法学者应有的关注。她认为宪法制约刑法的具体途径包括平等原则、合宪性解释、罪刑法定原则、宪法权利、违宪审查制度。甘肃政法学院副教授吉敏丽指出宪法的核心价值是保障人权，刑法作为部门法，其价值必然要受到宪法的导引。宪法与刑法除了形式上的效力关系之外，在人权保障方面也具有颇多的互动性，人权可以成为沟通宪法与刑法的桥梁。

　　刑事立法直接关涉公民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以及政治权利之限制或者剥夺，其谦抑程度与公民基本权利的实际容量密切相关。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江国华认为，刑事立法愈谦抑，公民基本权利被限制或者被剥夺的概率就会愈低，其实际容量就愈大。在“轻刑化”的大趋势下，我国刑事立法当贯彻谦抑原则，以免公民基本权利受刑法的过度侵蚀而徒具虚名。中国传媒大学政法学院法律系教授李丹林认为，我国长期具有滥刑的传统，在这样的背景下去强调刑法的谦抑性，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刑法的修改，在本质上反映了基本法律修改权的问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讲师江登琴以八个刑法修正案为样本，通过比较分析认为，八次修正案从颁行主体上看都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缺少作为最高国家立法机关——全国人大的声音。立足于八个刑法修正案可以看到，在基本法律修改权的问题上，存在着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的权力划分与界限问题，呈现出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限的积极扩张。在修改刑法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关注社会发展对刑法变革的需要，而且需要在建设法治、保障人权的背景下，着眼于整个法律体系的分工与协作，注重刑法维护社会安全、限制公民基本权利自身的特点和局限，尤其是片面强调入罪化和重刑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三)》）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与争议，其中有关房产分割问题的规定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争论最多的是夫妻单方个人房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如何认定与分配以及如何确定结婚之后父母为子女出资买的房产和婚前夫妻一方贷款所购房产的处理问题。

　　一、《婚姻法解释（三）》中有关房产分割问题的条文规定

　　1．《婚姻法解释（三）》第五条规定了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应认定为夫妻的共有财产。众所周知，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的收益主要包括孳息、投资经营收益和自然增值，那么这一规定明确表明了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婚后产生的孳息和自然增值不是其共有财产，同时也表明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生产、投资经营收益和知识产权收益归夫妻所共有。

　　2.《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规定了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是夫妻一方个人的财产；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该不动产可认定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但当事人另外约定的除外。鉴于中国国情，父母为了子女顺利结婚并能够更好的生活而出资为子女购买房屋，常常会倾其所有，注入他们毕生的积蓄，又出于面子或特殊身份的存在，他们一般也不会与子女签署任何书面合同来明确表示房产没有子女配偶的份额。但是一旦子女与配偶感情破裂致离婚时将该房屋认定为是夫妻共有财产来进行分割，势必会违背父母当时为子女买房的初衷，也损害了出资购房方父母的切身利益。因此，由父母为子女购买所得的不动产的产权登记在子女的名下并明确指出是父母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比较合理情，既符合了中国国情又解决了各种财产纠纷。同样，由夫妻双方父母共同出资购买的不动产，无论产权是否只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都应按照双方父母的出资份额来按份共有，也更符合实际情况。

　　3．《婚姻法解释(三)》第十条规定了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原则,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如果简单的从房屋产权证书取得的时间来划分按揭房属于婚前个人财产还是婚后夫妻共有财产，不难推断出可能会出现对一方显失公平的情况，所以将离婚案件中夫妻一方婚前贷款购买、婚后共同还贷的不动产作为一方的个人财产，符合物权法原理及合同法相对性原则。夫妻一方在婚前已经通过贷款的方式向房地产公司支付了全额房款，买卖房屋的合同已经生效，即在婚前已经取得了该房屋的全部债权，婚后只不过是将获得房产的物权财产转化，所以在离婚房产分割时将按揭房认定为是一方的个人财产进行分割比较公平。针对按揭房屋在婚后的增值问题，应充分考虑一方配偶参与还贷的实际情况，在协商的基础上进行房产分配，对其配偶做出相对公平的补偿。在将按揭房屋认定为是夫妻一方所有的基础上，尚未归还的贷款由购买者继续偿还，作为产权登记者的个人债务，这样处理不仅较易于操作，也同样符合相对性原理。

　　通过对以上规定的简单分析我们认为，《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仍然坚持了我国《婚姻法》所确立的夫妻共同财产制度，但是在夫妻个人财产的范围上进行了突破。简单的来说就是“父母买房儿媳没份，婚前贷款买房归个人”。而这点是完全不同于以往婚姻法解释中所作出的规定。

　　二、我国夫妻财产制度概述

　　夫妻财产制，通常又称为是婚姻财产制。具体来说，是包括夫妻婚前财产与婚后所得的财产的管理、归属、处分、收益、使用、债务的清偿以及婚姻解除时对财产的清算等各个方面的法律制度。在中外的法律体系中，通常的夫妻财产制度可分为分别财产制、共同财产制与约定财产制等三种形式。目前，我国采取的是夫妻的共同财产制，其属于共同财产制里所讲到的婚后所得的共同财产制。具体而言，就是从登记结婚那天起，除了某些法律能够明文规定的财产与夫妻双方约定为一方所有的财产之外，所得的财产都是夫妻的共同财产。但是，在结婚之前个人所有的财产并不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之后也不会因婚姻关系的存续而变成夫妻的共同财产，当然，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夫妻的离婚，就代表着夫妻共同的财产关系消灭，进而，发生夫妻共同财产所进行的分割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婚姻共同财产出现了很多新的特点，财产分割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具体表现为：1、金额大。夫妻共同财产在分割时标的物随之增大，财产分割所带来的影响也会更大。通常审理一般的离婚案件时都会适用简单的程序，但当前有不少的案件因为所涉夫妻共同财产的数额巨大而适用普通程序审理。2、内容新。夫妻共同财产种类繁多，包括股票、地产、知识产权等等有形或无形的财产。3、财产资金来源的复杂性。目前，虽说人们生活的水平越来越高，但绝大部分人还是靠工薪为生活的主要收入，他们在进行投资或购买住房时往往除了自己的出资以外，还向一些朋友借钱，甚至是贷款，家庭的其他成员也往往会出资对其予以支持。这样就使得夫妻共同财产会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来筹集。等到分割共同财产时，双方都各执一理，都主张是自己家里人和朋友出资的，使得法院在认定财产的性质上产生一定的难度。4、法律滞后，理论争议大。目前夫妻的共同财产内容在不断的更新，其自身的价值和性质也出现了复杂性，现行的法律对某些财产权属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也缺乏相关的司法解释，导致人民法院在处理这类纠纷案件时的难度变得很大。法律滞后是新形势下处理夫妻共同财产最显著的特点。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婚姻家庭的共有财产是维系婚姻生活的重要基础之一，而共有财产中的房产更是共有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正确对夫妻房屋产权进行分割，不仅与当事人重大利益密切相关，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那么，在此制度上出台的《婚姻法解释（三）》就顺应了司法实践中的迫切需要，对进一步完善我国婚姻法具有历史性地推动作用。

　　三、《婚姻法解释（三）》的出台背景

　　1、市场化、高房价等等所带来的价值观的扭曲和婚姻观的不正确。毋须讳言，高而不下的房价沉默了年轻人的梦想和激情，在种种压力下他们变得世俗甚至"愤青"，择偶观正是这种心态的集中表现。"有车有房，父母双亡"、"在宝马上哭而不在自行车上笑"等等，折射出部分人对待婚姻的非理性和误区性。新婚姻法的相应条款有助于厘清界限，明晰权利，对于避免由于上述原因带来的更多争议具有一定的作用。

　　2、今年来我国离婚率连续增长，离婚案越来越多。根据统计数据，今年一季度我国的离婚案达46.5万件，较去年同期又增长了17.1%。这已经是我国离婚率连续7年高增长。这是误入歧途的婚姻观的现实表现，人们忽视了婚姻的温情性， "闪婚闪离"等等层出不穷。新的司法解释更加尤其明确了离婚时对于房产等敏感重要的财产权属分配，使得法官判案有法可依，更加提醒人们将相濡以沫、白首偕老等等美好的词汇找回并在生活中得以体现。

　　3、同时我们看到，婚姻甚至道德不能仅凭法律来约束，更应通过精神建设来正化，通过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来教育、发展和弘扬。（1）涉及到精神道德文化领域，我们必须看到，法律是道德的最后一根准绳。婚姻中原本重视的互相扶持、互相敬爱等等核心思想，是法律无法通过条文来约束的。这就需要我们对婚姻，对家庭这个社会基本单元进行有效的思想引导，通过树立典型、弘扬传统等等方式，倡导婚姻本质的回归。（2）新婚姻法在操作性上，还可能面临着种种问题。比如"房产加名税"、"第三方赠予收回"等等，在实际判决案件上，仍有一个摸索、探究的长期过程。而法律究竟能否在道德滑坡的时候止住向下的加速度，还有待后期的实践结果。（3）我们应该看到，当前唱红歌、重孔儒等等一系列活动，是对精神文化的重新重视。在法律之前，我们也确实更应该重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建设，有机地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市场经济精神文明、先进文化思想等等加以融合，建立完整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毕竟，法律不是万能的，好的法律环境还要有道德基础才能支撑。我们完善法律，更要完善道德。

　　四、对《婚姻法解释（三）》中热点问题的解读

　　1、房产确权遵循法定登记与视为赠与

　　《婚姻法解释(三)》对婚姻财产中不动产的确权、归属及处置效力作出了规定。在这些规定中除第十一、十二条将调整标的明确指向“房屋”外，其他均以“不动产”表述。《婚姻法》解释(三)中所称的“不动产”应该指的是房屋房产或住房,将房产从婚姻财产中单列出来并作出规定是《婚姻法解释（三）》的一个亮点。

　　《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规定中所指的不动产一般是“父母出资”、“为已结婚的子女购买”、“ 登记在子女名下的房产”。现实生活中，父母出资给子女购房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父母直接付款购买 ，登记在子女名下的；有子女拿着父母给的钱购买，登记在自己名下的；也有父母将自己购买的房屋更名为子女名下的。至于该房屋是不是为子女购买的，一旦发生纠纷，很难界定。目前，我国采取的是不动产法定登记制度，无论基于何种原因发生的权属变动均需经登记才产生效力。依照《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的产权以登记为准。登记在谁的名下，产权就归谁。至于是谁出的资，为谁而买，都不是对抗不动产登记人所有权的法定理由。由此派生的债务关系，则应另行处理。《婚姻法解释（三）》明确将“产权登记”作为确权依据，实现了《婚姻法》与《物权法》的有效衔接和相应一致。

　　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要正确把握“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中“视为”的运用。“视为”即为看做或看成的意思，是将原本不符合某种规定的行为也按照该规定处理的法律拟制方法，是一种假定，是把虚伪看做真实或将虚无当成实在的判断，带有强烈的主观臆断性。依据“视为”这一法律拟制方法审理案件，易于出现“张冠李戴”、“指鹿为马”的情形，因此一定要慎重。必须搞清楚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房屋的初衷或动意，是父母根据子女的需要而为其提供物质或金钱上帮助的家庭成员之间的资助，还是父母不管子女是否需要，而无偿地将房屋送给子女的赠与。资助行为与赠与行为虽然都是财产的转让形式 ，但二者有本质的不同。赠与是把自己的财产无条件地转移给他人；资助是将自己财产提供给需要的人。赠与不考虑受赠者是否需要；资助则是根据被资助者有需求。“对于个人无偿赠与不动产行为，税务机关对受赠人将全额征收契税，并在纳税人的契税和印花税完税凭证上加盖‘个人无偿赠与’印章”。由此看来，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房屋并将该房屋登记在子女名下，并非都是赠与行为。

　　2、一方父母出资赠房归个人所有

　　不同于此前的婚姻法解释，《婚姻法解释（三）》将结婚后买房的情况与结婚前买房的情况等同了起来。也就是说，即使两人先领了结婚证书，夫妻一方的父母再给孩子买婚房的，这套房产也不再属于婚姻存续间取得的共同财产。而如果是婚后双方父母共同出资买房的话，则按照双方出资比例分配房屋产权，这显然有利于保护实际出资购房以及出资多的一方的利益。此外，在实践当中，父母出资给子女购房，一定要有法律意识。如果是慷慨大度地赠给双方的，就写赠给双方。如果是明确赠给自己的子女，就写一个声明证明是给自己子女一方，避免婚姻破裂时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3、婚前一方购房，婚后一起按揭怎么算

　　关于婚前按揭房产，征求意见稿将其认定为婚前个人财产。社会公众认为征求意见稿是在保护男方的利益，对女方不公平。根据《婚姻法》解释（三）》第十条规定，我们可以举例来说明。假设男方婚前贷款买了价值100万的房子，当时首付3成即30万，贷款70万，婚后夫妻双方共同还贷30万，还剩40万银行贷款没有还清。此时若双方离婚的话，按照新规，首付 30万是男方个人财产，40 万未偿还贷款则为男方个人债务，只有已共同还贷的30万才属于共同财产，因此最后男方将能分到房子，40万债务将由他个人继续偿还，女方则只能分到已偿还部分的一半（15万），以及男方视房子市场价格上涨而协商给予的一定补贴。

　　从审判实践的做法不难看出，最高院的立法初衷是在比较极端的观点中进行平衡。在婚姻关系中，我国既强调保护妇女的权益，也明确男女平等原则。不能片面强调一方的利益，而忽视损害对方的利益，法律是采取折中的办法。此外，我国《婚姻法》也规定了一些离婚时的经济帮助制度。现行法律对夫妻共同财产、夫或妻一方个人财产的界定，在无约定的情况下，以婚姻登记时间为分水岭。这种简单的划分方法不仅给审判带来困惑，也会造成当事人的不公平。特别是当前产权证发放时间与购房时间间隔较长的实际情况下，一旦夫或妻一方婚前投入多而婚龄较短，就将不动产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不符合权利义务相对等的民法精神。因此《婚姻法》解释（三）》以不动产产权登记作为归属依据，比较合理。

　　五、简评《婚姻法》解释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自发布以来便在公众中掀起了轩然大波，舆论对其褒贬不一。网友戏称这部“新婚姻法”是男士特权阶级的保护法，大肆抨击其于女性保护的不利，是在保护婚姻中处于强势的一方而损害了其弱势一方的利益。也有学者认为《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所确立的夫妻财产制将“夫妻感情”和“财产”人为的分割开来，按照财产法的思路来对待夫妻财产问题。虽然从实证角度来看能非常容易的解决司法审判中遇到的种种难题，但是不可忽视的是此司法解释对现有的夫妻关系的一种离间作用。目前中国社会的特定情况下，房子是一个家庭最为重要的财产。作为婚姻的一个物质化载体，房子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夫妻感情。在此司法解释出台后，全国各地势必出现妻子要求丈夫到房产部门在房产证上加上妻子名字的“加名”风，从而影响夫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