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系统讨论构成举证责任倒置的构成要素、形成模式以及法律适用问题，认为构成举证责任倒置的基本因素有两个方面:一是原告举证困难;二是社会反映十分强烈。举证责任倒置意在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兴废与社会因素的消长具有密切的联系。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发展，一般应当遵从由司法政策到司法解释和法律的秩序。而在适用和解释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时，则应先依据法律;其次依据司法解释;最后才是司法政策。
关键词:举证责任倒置;构成要素;发展模式;法律适用
一、设置举证责任倒置规则需要考虑哪些要素?
近年来，人们对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议论多了起来。归纳起来，不外两个方面:一是主张就司法实践中的某个疑难证明问题设置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作为解决该问题的一种方法，如有人主张物业纠纷案件中设置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等。我们知道，在法律发展史上，特别是法律学说中，一直有同情弱者的原则，以体现法的正义精神。例如在医疗活动中就已经实施了这样的办法，因为在医患矛盾中，患者在医疗信息方面处于绝对的弱势，因此，一旦发生医疗纠纷而无法及时解决，应当由医院方面依据举证倒置的原则，自己找证据证明自己的行为无过错。这种办法实施后，医院的各种行为的确较前规范了许多［1］。随着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日益严重和突出，有人认为，这样的原则在农民工的用工市场中也值得尝试。假如发生了纠纷，农民工拿不出用工合同时，用人单位应该提供材料，如果拿不出相关的证据，那么一概按非法用工论处。如果能这样做，目前这种不签订任何协议，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才可能减少［1］。
二是认为现有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不合理，应该如何予以改进，或者予以废除。如近来有人建议废除现有的医疗案件中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这样能有效减少过度医疗，避免医疗费用过高;有利于减少医院的管理成本等［2］。
的确，作为一个十分专业的词汇，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举证责任倒置”通常为民事诉讼法领域中的证据法部分所用，领域可谓狭窄，现在它居然触动了社会上许多普通人士的神经，实在意味深长。窄而言之，说明昔日不为人知的偏学(证据法学)已经逐渐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宽而言之，说明法律与社会的联系日趋紧密，我国法律已经深入到社会的深处，普通人士的法律意识显著提高，充分反映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法律的发展及其所起的巨大作用。对于这种巨大的变化，作为一名
长期从事证据法研究的专业学者当然感到宽慰。但是慨叹之余，我停下来冷静自问:“何以至此?”我经过研究后发现，要回答上述问题，必须研究举证责任倒置的构成要素。因为普通人的质疑往往带有十分浓厚的情感成分，例如，他们特别强调原告举证困难的一面(如果他们在诉讼中作为原告)，或者仅仅看到举证责任倒置后对被告不利的一面(假如他们在诉讼中作为被告)。这种认识虽然不乏合理的成分，但显然缺乏足以令人信服的理性。
经过对举证责任倒置相关规则的初步考察，可以发现构成举证责任倒置的基本因素包括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原告举证困难。这是确立倒置规则的一项基本要求。如果在诉讼中，对原告提出十分苛刻的举证要求，以致他根本不可能实现，那么，这种情形就应当称之为“原告举证困难”。这种困难完全是客观因素造成的，不是主观因素。据2006年4月17日《新京报》的一组调查显示，只有47．78%的农民工能按时领取工资，而与用人单位签订用人合同的农民工仅为53．70%。在我看来，只是呼吁农民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注意签订合理的用工合同，在实际生活中有些苍白。对农民工来说，要在短时间内懂得诸多的法律规则，显然不够现实［1］。二是社会反映十分强烈。最典型的事例是医疗事故纠纷所引发的诉讼。这种纠纷的发生具有时代性(我记得在毛泽东时代，农村实行有可靠保障的合作医疗制度，医生普遍克尽职守，没有发生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反响很强烈的案件)。即使到现在实行了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仍然不断出现一些与此相关的后续的事件。最典型的就是医疗事故鉴定，很多时候都是“老子给儿子当裁判”［2］。由此出现不断上诉、申诉和上访事件。有的同志据此认为，“比较医院和患者这两者，患者一般都处于弱势地位，医疗事故举证责任倒置意在保护患者即弱势群体的权益。即使这样，患者的很多权益也还是得不到充分保护。”“如果废除了医疗事故举证责任倒置，只能让医疗事故受害人维权时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我们知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设立了八种举证责任倒置类型。最高法院之所以设立这些类型，显然是因为它们经过大量的司法检验之后，完全具备第一个要素，必须优先考虑。至于第二个因素则不能一概而论。在上述八种举证责任倒置的类型中，并非全都符合第二个要素。实际上只有第二种(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第六种(因缺陷产品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和第八种(因医疗行为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等三种类型符合这个特征。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们的认识总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逐步深入的。当某些纠纷因原告举证困难所造成的社会影响非常广泛，或强烈，或两者兼而有之，此时，一般做法是，首先由最先接触这些纠纷的司法机关在其权限范围内予以试点性规范，以满足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同时取得尽可能成熟的经验。然后提供给立法机关参考，由后者酌定是否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去调整。例如医疗纠纷和期货交易纠纷中的举证责任倒置的设置，就遵循了这样的法则。
有人或许会问，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设立，是不是仅有八种就够了，是不是到此止步了?我想，当然不是。只要社会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一定会起作用。在这些因素中，一定条件下某个处于次要地位的因素会上升为主要因素，假如这种因素符合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所需要的特征，那么，经过司法机关和立法机关的程序上的努力，它就可能成为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一种类型。
另一方面，那些已成为举证责任倒置类型的事项，也不一定永远居于这样的地位。特别是那些受到社会因素强烈影响的事项便更是如此。例如，在经过近十年的实践之后，现在有人就提出要废除医疗纠纷中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定。有人指出了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首先，医生虽然在医疗行为中发挥主体作用，但他们的行为是否可以自证清白，在很多时候还是需要客观的资料说话，客观资料往往需要各种检查来获取，如此，在病人病情比较危重的时候，医生可不可以为了留取证据而让病人去接受对治疗本身没有特别指导意义的检查?特别很多病人的亲友又不同意尸体解剖，医院的举证又该如何做呢［3］其次，举证的成本应由谁承担?如上所说，医院要举证，就需要留取客观资料，而不论是什么检查，都涉及成本问题，诸如尸体解剖这样的特殊检查手段，则需要几千元。此外，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在证明医院方面确实有问题之后该怎么办?”［3］由于医疗行为的高风险因素等不可预测的原因，医疗事故很难避免，因此，有人质问:让医生“失去前途就可以平息病人方面的不满吗?”［3］认为“在医疗失误本来难以杜绝的背景下，却要表现出自己一贯正确，总是有理，这迫使医疗机构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来掩盖自己的不足。”［3］我认为，在医疗事故中实施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所引起的这种质疑当然可供立法机关考虑。这种质疑更可能是从医疗专业的角度提出问题的。然而，医学及其实践终究是为人民服务的。在医疗事故纠纷中设置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必须优先考虑广大人民的迫切需要。难道有什么比人民群众的生命更重要?难道因为需要发展所谓现代医学就可以忽视人民群众的生命?
总之，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兴废与社会因素的消长具有密切的联系。社会因素的影响将对今后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兴废具有决定性影响。
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发展模式:从司法政策到司法解释
与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则相比，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出现毕竟时间很短，应当作为一件新事物来看待。我们应当遵从新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允许就这项规则进行试验，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凡经试验，证明是成功的，便予以保留，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给予完善;证明是失败的，则及时予以废弃，并找出失败的主要原因，引以为戒。
或许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我们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已经在期货交易入市标准中对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进行了试验［4］。这种临时性的试验为我国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确立和发展提供了一种比较稳健的模式。我们可以把这种模式称为“由司法政策到司法解释”，这是我国司法改革阶段的法律规则的发展模式之一。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期货市场经历了一段盲目、无序的发展时期，法律、法规不健全，当事人在交易过程中的行为极不规范，部分不法商人甚至以对赌、私下对冲的非法方式欺诈客户，加之期货交易的高风险因素，引发了许多纠纷，甚至对社会稳定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在这种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于1995年10月及时出台了《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它实际上具有司法解释的效力)，对审理期货纠纷案件的原则以及具体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规定。《纪要》出台以后，对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理期货纠纷案件提供了指导，对保护投资者、促进期货市场的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4］。
我国《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4条规定，期货交易必须在期货交易所内进行，禁止不通过期货交易所的场外期货交易。期货公司不将客户指令下达到期货交易所内的对赌或私下对冲行为，被视为欺诈投资者的行为，应当承担给投资者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纪要》规定凡客户主张期货公司未入市交易的纠纷，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由期货公司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4］。
显然，最高法院企图通过引入“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将一般情况下应当由客户承担的举证责任赋予期货公司，以加重期货公司的举证责任，以此来解决期货交易纠纷。然而，立法者却没有想到，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因为，如果不对举证责任及其倒置做出合理的解释，将会出现严重的后果。下面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局限，《纪要》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期货公司举证入市的具体标准。近年来，各地人民法院在审理期货入市纠纷案件中对此认识不一，引发了许多问题。如某省会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因期货公司混码交易，认定涉讼的期货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不具“惟一和排他性”，连续判决三家期货公司举证入市不能，赔偿客户全部经济损失。中央一家媒体以“欺诈”、“黑幕”为题进行报道，给当地期货市场发展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4］。这反过来说明当时对举证责任倒置缺乏科学的认识。
关于“入市”的纠纷，据说是期货纠纷中后果最严重的一种，一旦认定期货公司没有将客户指令入场成交，期货公司就要承担赔偿客户全部投资亏损的责任。目前我国期货市场尚不是一个成熟、完善的金融投资市场，法律环境的欠缺、监管手段的不足以及投资者心态尚显稚嫩等因素，很多期货公司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类似“混码交易”等违规情况。在审判中如果不能正确区分一般行政违规行为与不入场交易的欺诈行为，仅因期货公司存在一定的违规行为就认定期货公司举证不能，承担没有入市的法律后果，在实践中会引发一系列严重问题［4］。这种情况说明，规定合理的举证责任，是多么重要。因为，一旦人民法院不认可期货公司对某个客户列举的入市证据，其他客户也可能以同样理由再来起诉，会引发地震式连锁反应，甚至可能危及期货市场的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尽快规定期货公司举证入市交易的标准，公正确定当事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是目前审理期货纠纷案件司法工作的当务之急。
从上面可以看到，《纪要》虽然仅仅具有试点的性质，严格意义上讲，它仅仅是一项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司法政策(不同于党的政策或者政府政策)，具有强制性。应该说，其实际作用等同于司法解释，不可漠视。然而，司法政策毕竟不同于司法解释，它具有临时性和较强的灵活性。在期货交易入市标准中采用举证责任倒置方式，先《纪要》后《司法解释》，这揭示了我国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一种发展模式。即:最先采用《纪要》的形式，先试点。如果试点的效果较好，则可在适当的时机，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公布。一般来说，从《纪要》到《司法解释》，过渡期间比较短。对于处于司法改革阶段的我国来说，这种方法显然是比较慎重的，也符合法律规则科学发展的逻辑，值得肯定。近年来，人们经常讨论物业管理纠纷、在线交易纠纷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问题①，不妨采用上述办法试试看。
三、农民工讨薪案件是否应当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有人曾经主张，在农民工讨薪案件中应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②。下面我们来讨论这一问题。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这类案件是否具备倒置的基本因素。从现在发生的一些农民工讨薪案件中，可以看出它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是举证十分困难。这些年来，大批农民工进城，他们一般采用“乡里乡亲”互相介绍的方式寻求工作。由于他们文化水平不高，法律知识欠缺，许多人与用工单位没有签订务工合同，没有进行结算，也没有欠条之类的单据。因此，一旦发生欠薪案件，他们就缺乏充分的证据。从而注定了败诉的命运。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监察局关于厦门市市直行政机关网上审批电子监察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
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厦府办〔2008〕61号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监察局关于厦门市市直行政机关网上审批电子监察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各有关单位：
市监察局制定的《厦门市市直行政机关网上审批电子监察管理试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OO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08年3月27日印发
厦门市市直行政机关网上审批电子监察管理试行办法
市监察局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厦门市网上审批电子监察工作的日常管理，及时纠正网上审批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规范网上审批行为，提高网上审批效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和《厦门市改进行政机关作风和提高行政效能规定》（市政府第94号令）、《厦门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市政府第115号令）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厦门市市直行政机关网上审批电子监察（以下简称电子监察），是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根据网上审批的实施过程和要求，建立电子监察信息系统，对行政审批实施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网上审批行为进行监督。
第三条 厦门市监察局负责网上审批电子监察工作，对市直行政审批实施机关及网上审批行为，进行适时监控、预警纠错、投诉受理、绩效测评。厦门市信息技术服务中心负责网上审批电子监察系统的技术维护和管理工作，保障系统的安全、稳定、正常运行。行政审批实施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积极配合网上审批电子监察工作。
第四条 实施电子监察，应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市直行政机关网上审批实施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第二章 预警纠错
第六条 电子监察预警纠错，是通过电子监察系统的预警纠错功能，根据行政审批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网上审批过程中违反有关规定的程度，发出预警纠错信号。预警纠错信号以黄色和红色两种纠错信号表示，作为督促整改、责任追究和绩效测评的依据。
第七条 行政审批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网上审批过程中违反有关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电子监察系统发出黄色预警纠错信号：
（一）在网上受理、审查、决定行政审批过程中，对于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未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或未依法说明不予受理行政审批申请理由的；
（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审批申请不按法定期限作出准予行政审批的；
（三）初审机关不在法定期限内将初步审查意见和全部材料报送上级行政机关的；
（四）不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示的材料的；不在网上审批系统公开行政审批结果的；
（五）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应当颁发行政许可证件而不向申请人颁发合法、有效行政许可证件的；
（六）对于检举违法从事行政审批事项活动的投诉举报，不及时进行核实、处理的；未在规定期限内作出答复的；
（七）在网上审批电子监察系统上漏报或者不实时报送网上审批数据的。
前款除第（六）项情形应当在十个工作日内完成纠错工作外，其他情形应当在一至两个工作日内完成纠错和整改工作。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八条 行政审批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网上审批过程中违反有关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电子监察系统发出红色纠错信号：
（一）无法定依据实施网上审批或者继续实施市政府已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的；擅自增设行政审批程序或者审批条件的；
（二）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审批或者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审批的；
（三）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的；
（四）对依法应当根据听证结果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不根据听证结果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五）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检验、检测、检疫结果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招标、拍卖、检验、检测、检疫结果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六）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的；
（七）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擅自收费的，或不按规定收费的。
第三章 责任划分与责任追究
第九条 审批人员在网上审批过程中，违反有关规定，被网上审批电子监察系统发出黄色、红色预警纠错信号的，经监察机关或有关机关调查核实后，由监察机关或有关机关给予有关责任人以下处理：通报批评、诫勉教育、效能告诫、行政处分。
（一）违反第二章第七条第（三）、（七）项之一的，被发出黄色预警纠错信号的，经调查核实后，给予有关人责任人通报批评。
（二）违反第二章第七条第（五）（六）项的，被发出黄色预警纠错信号的，经调查核实后，给予有关责任人诫勉教育。
（三）违反第二章第七条第（一）、（二）、（四）项之一的，被发出黄色预警纠错信号的，经调查核实后，给予责任人效能告诫。
（四）违反第二章第八条第（一）、（二）、（四）、（五）项之一的，被发出红色预警纠错信号的，经调查核实后，依法给予责任人员行政处分。
第十条 行政审批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网上审批违反第二章第八条第（三）、（六）项之一的，被发出红色预警纠错信号的，经调查核实后，情节较严重的，除依法给予责任人行政处分外，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由实施机关依法给予经济赔偿。
第十一条 行政审批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主动发现并及时纠正错误，或者积极配合组织调查，未造成较大损失或不良影响的，可免予追究责任。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监察机关或行政审批机关调查核实后，行政审批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可以免责：
（一）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行政许可的；
（二）出现不可预见或者不可抗力因素导致错误情形发生的。
第十三条 对不配合和阻挠开展网上审批电子监察工作的，市监察局可以责令有关部门改正，并根据情况依法采取相应的行政措施。
第十四条 负责电子监察的管理人员和监督人员，在工作中滥用职权，造成不良影响的，将按规定追究其责任。
第十五条 追究行政审批工作人员的行政责任，应当依照人事管理权限和行政处分权限的有关规定办理。有关处理决定应当报送同级组织和人事部门备案。对行政处分决定不服的，依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章 投诉处理
第十六条 公民在市审批系统上的投诉，自动链接到市效能办电子监控室，由市效能办负责受理公民对行政审批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下列方面的投诉，并由市效能办按照办理程序转由相关行政审批实施机关或监察部门办理。
（一）拒绝、放弃、推诿、不履行法定的行政审批职责的。
（二）无合法依据以及违反法定条件、程序、权限和时限实施行政审批的。
（三）不履行法定的公开和告知义务，损害行政审批申请人知情权的。
（四）擅自收费或者不按法定项目和标准收费的。
（五）在办理审批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六）服务态度恶劣，故意刁难行政审批申请人的。
（七）违法实施行政审批，给申请人或利害关系造成损害的。
（八）其他违法实施行政审批的行为。
第十七条 转办投诉件要求报送办理结果的，承办单位应按时报送办理结果。
第十八条 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投诉反映的问题与事实不符或者投诉反映的问题已整改、已作出处理的，调查机关可以终结调查。
第十九条 根据调查结果，对有行政过错行为的人员，依照《厦门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的规定，由办理机关给予有关责任人员通报批评、诫勉教育、效能告诫。
第二十条 根据调查结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监察局应当作出以下处理：
（一）对有违反行政纪律事实，需要追究行政纪律责任的人员，进行立案调查。
（二）对存在严重问题的单位，发出《效能监察建议书》，责令整改，整改情况以书面形式报送市监察局备案。
（三）存在问题涉及多个部门、多方面原因，被投诉单位无法单独解决的，由市监察局协调解决。
第二十一条 行政审批投诉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办理期限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办理，但应当向市监察局说明延长办理的理由。
第二十二条 署名投诉并留有联系方式的，市监察局应当将处理结果告知投诉人。
第二十三条 投诉办结后，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做好立卷归档工作。
第五章 绩效测评
第二十四条 电子监察系统的绩效测评功能，对网上审批事项的办理流程、办理期限、审批工效等方面的信息进行自动采集、统计和绩效评价。
第二十五条 绩效测评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依法行政原则；
（二）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原则；
（三）公开公平、透明规范、便民高效原则；
（四）行政内部监督与社会监督相结合原则；
（五）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原则；
（六）监督检查与改进工作相结合原则；
（七）教育与惩戒相结合原则。
第二十六条 市效能办对网上审批绩效测评结果每季度公示一次，绩效测评结果进行累计，其成绩纳入年度行政审批实施机关绩效评估总成绩内。绩效测评，每个季度进行一次，年度网上绩效测评成绩排名取每个季度平均值。
第二十七条 绩效测评对象范围
纳入网上审批电子监察的市直行政审批机关。
第二十八条 测评方法和等级确定
（一）绩效测评采取扣分的方式进行。流程规范、期限合法采取扣分制。
（二）绩效测评采用100分基准分制。根据各项评分的扣分、加分，乘以系数。测评结果以当月的得分情况进行累计。
（三）行政审批机关在实施网上审批过程中，违反有关规定，被通报批评、诫勉教育、效能告诫、行政处分的，在当月分别扣1分、3分、5分、10分。
（四）对于自建系统采用接口方式传审批数据到监察系统的，根据其所占本部门所有审批数据量的比例，给予1－5分的加分。
（五）市直行政审批机关每月业务量占当月市直审批机关业务总量的比值形成各部门的业务比重。根据业务比重位于各部门的折合系数。具体如下：
起始业务比重（大于等于） 终止业务比重（小于） 折合系数
0% 0.5% 1
0.5% 1% 1.01
1% 5% 1.02
5% 10% 1.03
10% 15% 1.04
15% 20% 1.05
20% 100% 1.06
（六）绩效测评得分按以下公式确定：测评得分=（100＋（流程规范扣分+期限合法扣分+监督检查扣分））*折合系数。
（七）绩效测评分为四个等级：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其中，得分90以上为优秀，89-70为良好，69-60为合格，59分以下为不合格。
第二十九条 组织实施和结果应用
（一）市直行政审批机关的测评工作由市效能办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二）绩效测评的依据包括：电子监察系统自动传送的实施行政审批的数据。
（三）定期通报绩效测评结果。年度网上审批绩效测评结果，作为年度市政府工作部门绩效评估的重要依据之一。网上审批绩效测评成绩为优秀的，在网上进行通报表彰。
（四）绩效测评不合格的部门，由市监察局办发出《行政效能整改建议书》，责令整改。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市监察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