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株洲市人民政府


株洲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株洲市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云龙示范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局委办和直属机构，各企事业单位：
　　《株洲市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批复（湘政函〔2010〕325号）同意，于2011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现予印发，请认真执行。


　　　　　　　　　　　　　　　　　　　　　　　二○一一年一月三十日


株洲市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依法规范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以下简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行为，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以下简称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征收集体土地，其房屋和其他地上附着物的拆迁补偿安置以及青苗补偿适用本办法。
　　国务院、省人民政府对公路、铁路、水利水电工程等建设涉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全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
　　县（市）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
　　市、县（市）征地拆迁所受同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具体实施征地拆迁补偿工作。
　　从事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的人员，应当经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第四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加强对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的领导，市、县（市）人民政府发改、规划、农业、计生、财政、物价、审计、劳动保障、民政、房产、建设、公安、司法、监察、政府法制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助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相关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社区）应当配合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
　　第五条　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资金应当在实施征地前足额拨付到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在财政开设的征地拆迁资金专户，实行专款专用，统一管理。
　　第六条　市、县（市）人民政府将拟征地项目依法报省人民政府或国务院审批前，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在拟征地的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组发布《拟征地公告》，将拟征地的用途、位置、补偿标准、安置方式和申请听证的权利等，告知被拆迁人，并对征地范围内拟拆迁的房屋及附属设施现状进行调查，被拆迁人有配合调查的义务。被拆迁人对调查结果确认后签字或盖章。被拆迁人拒不签字盖章的，征地拆迁所可以采取照相、摄像等方式取证，并将取证结果予以公证，作为实施拆迁补偿安置的依据。
　　第七条　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在发布《拟征地公告》的同时，应当书面通知当地公安、工商、建设、规划、房产、农业、林业、畜牧水产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自公告之日起，在拟征土地范围内暂停办理下列手续：
　　（一）新批宅基地和其他建设用地；
　　（二）审批改建、扩建房屋，办理土地转让及土地登记发证；
　　（三）办理户口的迁入，但因出生、婚嫁、军人复退或大中专院校学生毕业等确需办理户口迁入的除外；
　　（四）改变房屋与土地用途，或以拟被拆迁房屋为经营场所办理工商、税务注册登记和发证手续；
　　（五）办理特种养殖证；
　　（六）其他有碍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的手续。
　　暂停办理期限自拟征地公告发布之日起，一般不得超过12个月，但国家、省另有规定的除外。
　　暂停办理期限内，除市、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外，其他任何部门擅自办理的有关手续，不得作为拆迁补偿安置的依据。因擅自办理有关手续给他人造成损失的，由相关责任单位或责任人自行承担。
　　第八条　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和其他权利人应当在征地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明、房屋产权证、他项权利证或其他证明材料到指定地点办理拆迁补偿登记手续。
　　第九条　征地拆迁所应当到现场调查核实。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应组织公安、规划、国土资源等有关部门按下列规定对被拆迁房屋进行合法性认定，并予以公示。
　　（一）被拆迁房屋具有土地使用证、房屋产权证或其它合法有效证件的予以认定。
　　（二）对无土地使用证、房屋产权证或其它合法有效证件的被拆迁房屋，符合下列规定的，经审查并补交建房手续税费后，按应安置人口数人均70m2的标准予以认定。
　　1.被拆迁人具有村民建房资格；
　　2.因政府规划控制停办建房审批手续；
　　3.被拆迁房屋具有完备的生活设施，且被拆迁人一直居住。
　　第十条　被拆迁房屋以合法性认定公示为依据，按不同结构、类型、用途进行补偿（具体标准见附表1）。经补偿后，房屋由各县市区政府组织拆除。违法违章建筑一律不予补偿。
　　第十一条　拆迁非住宅房屋按下列规定进行补偿。
　　（一）对集体或集体股份制企业的合法房屋，按住宅房屋征购标准增加50%补偿，不再另行安排重建或给予其它安置。
　　1.企业生产用房（不含办公和生活用房），涉及生产设备搬迁需拆卸、安装调试的，按生产用房总价的5%给予搬迁补助；有重型设备的，另行增加2%。
　　2.造成企业停产停业的，按拟征地公告发布时企业实有职工人数每月工资总额的4倍发放停产停业补偿。在拟征地公告发布前已停产停业的，不再支付。
　　（二）村民将住宅房屋改为或部分改为营业、生产用房的，按下列规定执行。
　　1.营业、生产用房应当办有有效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且在拟征地公告发布前正常营业并依法纳税。
　　2.营业、生产用房按同等结构住宅房屋标准增加30%补偿（包括核定的经营场所内设施转运及处置）。
　　（三）依法批准的畜禽养殖用房，按同等结构住宅房屋标准增加20%补偿，不另行支付装修及设施补偿，并不再安排重建或给予其它安置。
　　第十二条　拆迁学校、医院、寺庙、教堂等公益事业用房，参照第十一条第（一）款予以补偿。
　　第十三条　株洲市本级住宅房屋拆迁安置，采取安置房安置和自购商品房安置；各县（市）采取宅基地联建安置。安置房安置是指按征购标准补偿后，由符合住房安置条件的被拆迁人按住房安置人员每人45m2的标准购买安置房并按规定领取购房补助（具体标准见附表2）。
　　自购商品房安置是指符合安置资格的被拆迁人，按征购标准补偿后，政府给予自购商品房补助（具体标准见附表2），由被拆迁人自行购买商品房。
　　宅基地联建安置是指按自拆重建标准补偿后，由符合住房安置条件的被拆迁人在依法批准的宅基地上进行重建。
　　第十四条　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采用安置房安置或自购商品房安置；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外一般采用宅基地联建方式安置，但必须符合其他有关规定。
　　第十五条　采取宅基地联建安置的，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宅基地联建由规划、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按有关规定审批，有关手续由各县市区政府承办。
　　（二）联建宅基地的平整，水、电、路三通及重建房屋的超深基础，由各县市区政府负责。
　　（三）重建宅基地面积，按株洲市农村宅基地管理有关规定执行。拆迁一栋房屋有多户需要安置的，重建用地超出被拆迁房屋占地面积部分的有关费用由拆迁户自理。
　　（四）同一拆迁户有多处房屋被拆迁的，只安排一处重建地。拆迁房屋占地超出重建用地面积的部分另行给予适当补助，但补助面积最多不超过150 m2。
　　宅基地联建的用地标准及差额占地面积补助标准见附表三。
　　第十六条　被拆迁人住房安置资格，由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组织公安、规划、国土资源及乡（镇）、办事处、村或居委会等有关部门审定，并予以公示。
　　住房安置人员按以下原则认定：
　　（一）住房安置人员是指在征地范围内实际居住，户籍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家庭常住人员，包括父母、配偶、子女。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增加一个住房安置人员指标：
　　1.独生子女；
　　2.新婚夫妇持准生证的；
　　3.符合晚婚条件的大龄青年（独生子女除外）；
　　4.配偶一方户籍在外地的。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作为住房安置人员：
　　1.原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后取得蓝印户口或缴纳城市增容费取得非农户口，但仍实际居住、生活在原地（原籍）的人员；
　　2.原户籍在所在村（居）委会的现役和退伍军人（不含现役军官），大中专院校在校学生或毕业后户籍仍在就读学校以及劳动教养和在监狱服刑的人员；
　　3.计划内生育未落常住户籍的小孩；
　　4.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应予安置的其他人员。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计入住房安置人员：
　　1.没有承包地、不享受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和承担相关义务的空挂户；
　　2.通过继承、赠送等形式取得被拆迁房屋权属，但没有承包地，不享受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和承担相关义务的人员；
　　3.在以往征地拆迁中已进行安置的；
　　4.按照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不应计入的其他人员。
　　第十七条　一户有多处房屋且不在同一宗征地范围内，被拆迁人只能享受一次安置，他处房屋在其后的征地拆迁时只进行补偿，不再安置。
　　被拆迁房屋部分在征地范围内，征地范围外的应当一并拆除。
　　第十八条　符合安置条件的孤儿、“五保户”、残疾人确实购（建）房不起的，经县市区人民政府审核确定并予以公示后，给予每户3-5万元的购（建）房补贴。
　　被拆迁房屋合法建筑面积人均不足70m2的，其差额部分按750元/m2补足。
　　第十九条　被拆迁人的搬家费和过渡费按应安置人员计算（具体标准见附表4）。
　　安置房安置和宅基地联建安置的拆迁户，计算两次搬家费，过渡时间不得超过12个月；自购商品房安置的拆迁户计算一次搬家费。
　　拆迁非住宅房屋不计算搬家费及过渡费。
　　第二十条　被拆迁人在规定期限内按期签定房屋拆迁协议的，按被拆房屋合法建筑面积给予80元/m2的奖励。在规定期限内搬家腾地的，按被拆房屋合法建筑面积再给予70元/m2的奖励。逾期未签协议和搬家腾地的，不予奖励。
　　第二十一条　房屋装修和其它生产、生活设施按附表5的规定进行补偿。
　　第二十二条　对积极参与、协助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并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工作任务的村（居委会）、组干部，适当给予误工补助。
　　对参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有突出贡献的有关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二十三条　征收土地时，地上的附着物及青苗补偿直接支付给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其中，山林地等涉及多户的青苗补偿费，统一支付给集体经济组织，由集体经济组织负责分发到户。
　　补偿后，青苗所有者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予以处理；逾期未处理的，由征地单位处理。征地单位需要保留的，由征地单位与所有者协商。
　　青苗补偿的具体标准见附表7-13。
　　第二十四条　征收灌溉兼养水塘，应当支付造塘费。
　　被征地范围内的道路、渠坝等地面设施，按被征地类（分为耕地和非耕地）实行综合补偿。被征收范围内的道路需要重新修筑的，由征地单位按照原道路标准还建，原道路不再补偿。
　　征收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国土资源部门批准的专业菜地中的大棚设施，补偿安装、搬迁费用，棚架材料由用户自行处理。
　　在耕地中埋竖电杆、拉线，按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偿。架设铁塔用地按征收补偿。
　　征收范围内的坟墓，由业主（用地）单位发出通告，坟主凭村级以上单位证明，经征地部门核实后予以补偿。逾期未迁的，由业主（用地）单位处理。
　　上述征收项目具体补偿标准见附表14。
　　其他生产设施和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标准见附表6。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给排水、燃气等设施，由市物价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核定后给予补偿，废弃不用的不予补偿。
　　第二十五条　经依法补偿后，被拆迁人应当办理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拒不办理的，由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公告注销。
　　第二十六条　拆迁补偿款全额支付后，被拆迁人应当在规定期限内搬迁腾地。拒不腾地的，由市、县（市）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责令限期腾地。逾期不执行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七条　被拆迁人对补偿项目和数额有异议的，应当在收到补偿告知书之日起15日内向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复核申请。逾期提出的，不予受理。
　　第二十八条　被拆迁人弄虚作假，伪造、涂改土地、房屋权属证明的，由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拆迁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征收市原郊区所辖的市园艺场辖区土地和城市工作处管辖的社会转城居委会辖区土地，涉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的，按本办法执行。
　　拆迁持有集体土地使用证的征地转城居民的房屋，涉及房屋补偿安置的，按本办法执行。
　　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用）事业建设经批准需使用集体土地，并拆迁集体土地上房屋的，参照本办法执行。
　　矿区安全区范围内的房屋需要拆迁的，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条　县市区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建立本辖区内被拆迁人员安置情况的电子档案。
　　第三十一条　县（市）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按附表3、附表4、附表5、附表15的标准计算，按第二十条的规定奖励，不另行计算其它补偿和补助。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1年2月1日起施行，此前施行的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本办法施行前，已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的，房屋拆迁补偿按公告确定的标准执行，但本办法实施后，3个月内未支付房屋补偿款项的，按照本办法执行；虽已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但尚未实施具体征地，未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房屋拆迁补偿按照本办法施行。


附表1

（一）拆迁各类房屋计算说明

　　1.各类房屋层高规定：砖混及砖木结构房屋标准高度为平房3.2米，楼房3米；土木结构平房3.2米，楼房为2.8米；简易结构房屋2.2-2.6米。房屋层高增加的，按增加因素处理。
　　2.各类房屋的划等，主要以墙体、梁柱承重、屋面、楼面、天沟、地面等主要结构来确定，凡与结构内容不同者，按增减因素处理。
　　3.房屋一律以建筑面积计算补偿。建筑面积的计算，一律以房屋外墙外围水平面积计算，不包括出檐出梢。有柱檐廊，按柱中心连线计算；无柱的挑廊、挑阳台（未封闭），按其投影面积的50%计算；层高在2.2米（不含2.2米）以下，不计算建筑面积。
　　4.房屋层高的测定方法：平房以室内地面至落水檐口高度为准；前后檐有高低者，取平均高度计算。楼房以室内地面至屋顶落水檐口高度除以层数计算 。
　　5.自拆重建补偿标准已包括房屋拆除、材料运输、排水明暗沟、散水、天沟、雨外墙、踏步、水、电及基础等全部补偿。征购标准已包括房屋基础、主体、室内外上述必要设施等全部补偿。
　　6.砖混结构的房屋隔热层按平均高度计算，0.5米以下(含0.5米)的不计算补偿。隔热层高度超过0.5米的，每超过0.1米按隔热层的面积每平方米补助20元，补偿高度最高不超过2.2米，超过2.2米的按2.2米计算。









信托在中国的蜕变与新生
——中国（长沙）信托国际论坛简评

张军建、王 巍

（中南大学信托与信托法研究中心，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本文简要地评论了“中国（长沙）信托国际论坛”的部分核心内容，主要围绕“信托与中国”这一主题，具体涉及信托理论与信托理念、信托立法与信托法制、信托税制与信托监管、信托产品设计与运作、信托业的现状与发展、信托人才培养与管理等一系列前沿问题。
关键词：信托；信托法；信托业；信托市场


金秋十月，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称《信托法》）实施三周年、中南大学信托与信托法研究中心成立一周年之际，由中南大学和上海远景非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主办、湖南省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协办的“中国（长沙）信托国际论坛”，在湖南长沙隆重举行。来自日本、美国、韩国和我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政界要人、理论专家、实务精英等齐集一堂，围绕“信托与中国”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论坛以“加强金融创新，拓展现代信托功能，繁荣中国信托事业”为核心，旨在促进信托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信托理论与实务的互动，倡导和推动信托制度在我国的发展与运用。现将论坛的部分核心内容加以简评，希望能对广大信托同仁的理论与实践有所裨益。

一、信托理论与信托理念

1、民事信托。我国的江平教授和日本的中野正俊教授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发展中国民事信托的构想。与《信托法》（如第三条）确立的“民事信托+营业信托+公益信托=信托”的模式有所不同，江平教授提出了“民事信托（含营业信托）+公益信托=信托”的制度架构，他认为我国的民事信托应相当于英美法系的私益信托[ ]，而营业信托只是以经营信托业务的机构作为受托人的一种民事信托。这无疑是对信托制度本源和社会基础的回归——民间财产转移与管理，对于满足民众迅速增长的理财需求和从根本上推动信托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日本无民事信托”的观念已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但中野正俊教授在总结大量民事信托判例的基础上指出，日本的民事信托实际上随处可见，只是它们在性质上仅仅作为判例而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罢了。这不仅是对日本信托理论和观念的触动，也对我国民事信托的认识和发展极具启示。难道我国当前的民事信托活动就仅限于小额财产管理、遗产管理和贵重物品保管等初级形式吗？目前，学界对发展具有我国特色的民事信托充满信心。随着信托思想的普及和信托制度的健全，越来越富裕的国人必定会逐渐认识并充分运用民事信托的财产保护和增值功能。由此，受托人在“职业受托”的基础上也会产生“非职业受托”，不断积聚的公民生活资料会更高效地转化为生产资料。不论这样的民事信托是否还保有在英国起源时的“原汁原味”，但它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促动作用将是非常可观的。

2、公益信托。我国当前各方面的公益需求非常巨大，但公益事业主要以基金会的形式出现。江平教授认为，目前基金会的设立成本和管理成本较高且程序较繁琐，与公益信托相比虽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却没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学界普遍呼吁，积极引入灵活、便捷的公益信托，以扭转我国公益事业发展严重滞后的被动局面。但是，在目前的法律环境之下，发展公益信托仍面临着诸多障碍，一是动力不足，即各项鼓励措施（如税收等）还未出台，影响了委托人设立公益信托的积极性；二是机制不健全，即由于公益事业管理机构还未真正明确到位，公益信托的受托人资格难以核定，有效管理无法落实。值得期待的是，有关部门已将公益信托列入议事日程，相信不久将在我国的公益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民政部门等相关国家机关应积极推动公益信托的开展，鼓励和保障社会捐助，实现信托业和公益事业的“双赢”效应。

3、信托法学说。目前，学界的目光多集中于信托制度的冲突与协调，对信托理论学说的关注和研究相对滞后。中野正俊教授基于当前信托和信托法发展的实际需要，在日本信托法学界已有的“债权说”、“物权说”、“实质性法主体说”和“相对性权利转移说”之外，提出了颇具创意的“限制性权利转移说”，即认为信托财产并未完整地转移财产权，而是根据信托目的限制性地转移财产权。[ ]该学说对信托目的的重视值得赞赏，在当前的信托理论与实务中均具有相当的解释力。韩国的洪裕硕教授在全面分析日本信托法理论各流派的基础上，赞成把信托分为自益信托与他益信托之后再展开解释的“新债权说”。一直以来，日本的信托法学说深刻地影响着亚洲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信托立法和司法，我国信托法学界至今没有影响较大的理论学说，因此借鉴日本的信托法学说既必要又可行。同时，信托法学界应加强与经济学、管理学等其他学科的信托理论交流，并紧密结合信托实务操作和信托发展动向，及早提出我国自己的信托法学说。随着我国信托法制的进一步发展，民商法与信托法之间的冲突将会越来越突出，法学界可以考虑将信托法学提升为独立的法学二级学科，针对其独特性展开全方位研究。

4、信托观念。虽然信托在我国的产生和发展由来已久，但国人对信托的认识却相当滞后。我国本身没有信托传统，而“一物两权”的英美式信托与大陆法系国家“一物一权”的传统所有权概念和法律体系相去甚远，加之当前转轨过程中市场信用机制严重缺乏，使得信托制度在我国的继受和发展面临诸多困扰。江平教授认为，信托的观念与运用在我国长期处于误解和歧义之中。洪裕硕教授也坦言，信托在大陆法系的中国和韩国会产生“异样”的感觉。的确，由于人们对信托的普遍陌生和信托公司屡屡被整顿，社会上对信托的质疑与排挤在长时间内还难以完全消解，这对于信托观念的培育和普及产生了负面影响。究其根源，仍旧是我国的法治建设和市场经济还不成熟，法律不健全和信誉严重缺失是制约我国发展信托制度和普及信托观念的系统性障碍。相信，随着我国经济的日趋发达，国民理财的需求与人们对信托的认识将会同步增长，尤其在信托理论和立法的不断推动下，信托的独特价值和巨大潜力必将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与接受。

二、信托立法与信托法制

1、对《信托法》的宏观评价。王连洲先生认为，《信托法》基本上保留了信托制度整体的价值功能与法律构造，信托的本质要义均已被继受和体现。但我们认为，《信托法》只是确立了形式意义上的信托制度框架，并未完成实质意义上的信托精神移植，一方面是起草过程中一些反映信托特质的优良条款最后被剔除了；另一方面，现有的条款中存在诸多相互抵触或与信托本质背离的地方。江平教授认为，《信托法》的颁布和实施有两大背景：一是民法体系正处于建立和完善之中，尤其是正在制定物权法；二是社会结构处于深刻的变革中，并且经济发展受到全球化浪潮的深刻影响。诚哉斯言，由于《信托法》所处的背景（或环境）还不稳定和成熟，人们关于信托法律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都还非常有限，所以立法中的不足就有待长期、渐进地完善。关于《信托法》将“委托人”作为信托当事人的重要一方而专列一节进行规定，王连洲先生认为，立法设计者可能是考虑到委托人作为信托财产的本来所有者和设立信托的发起主体，最关心信托财产的安全和信托目的的实现，因此重视委托人的地位并赋予其一定的监督权，有助于平衡信托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关系和保障信托目的的实现。我们认为，这一制度设计是成功的，强化委托人的地位和作用有助于激发人们设立信托的积极性，确保受托人忠实地履行义务，并弥补受益人能力不足时的监管缺陷，充分体现了我国信托法制的特色。

2、对《信托法》的微观探讨。关于“信托”的概念（第二条）中用财产权的“委托”替代传统信托的财产权“转移”，王连洲先生认为，立法设计者可能是为了使国人在传统的财产理念上较容易地接受信托，既保障受托人对信托财产享有完全管理和处置的权利，又兼顾委托人和受益人对信托财产权利的保障。但国内外的很多专家学者都对此持相反意见，认为这种看似信托本土化的有益探索，实际上背离了信托本质、扭曲了信托原理，既不利于国际间的信托制度交流，也难以与已有的其他民商事法律区分开来。我们也赞成“通过相似概念，来彻底转化信托概念是不可行的”[ ]，套用传统的民法理论来刻意地解释信托的独特设计，最终只会扼杀信托制度的生命力。关于第十七条，洪裕硕教授认为，第一款参考了以往“信托前”的解释论，即设立信托前的债权人可以对信托财产强制执行，但该条中“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的规定则可能被狭隘地解释为“把信托财产作为目的债权设定抵押权”。对此，我们建议对委托人的一般债权人强制执行信托财产作出明确规定。关于第二十五条，夏斌所长认为，第二款仅有原则性的规定是不够的，还需从多个方面就如何“诚实、信用、审慎、有效”管理信托财产作出具体的规定。我们认为，“诚实”、“信用”、“审慎”、“有效”之间的含义重叠且界限模糊，有必要在解释时确立各自的衡量标准，以便于执法和司法。江平教授认为，第六十条中的公益信托目的需要明确具体的认定标准，第六十二条中的“公益事业管理机构”还需要真正明确到位，以切实保障公益信托的实效性。马亚明先生建议，《信托法》应尽快确认信托受益证书（合同）作为有价证券的法律地位，以改善目前信托产品的流通机制。王连洲先生认为，对信托财产应登记而未登记时不得对抗第三人、受托人承继委托人对信托财产占有的瑕疵、受托人因违规致使信托财产受损而对受益人承担责任等，作出更准确的规定。我们认为，还应对共同受托人共同处理信托事务（第三十一条）、受托人的保密义务（第三十三条）等加以明确，并且应对“受托人的忠实义务”等定型化的信托基本制度作出直接规定。总之，《信托法》的细节还需在不断的摸索中逐渐成熟和完善。

3、信托法制建设。信托法的基本部分在各国都是相同的，其制定之后的重要问题在于怎样使信托法得到有效的运用和在适用上怎样对信托法进行确切而适当的解释。[ ]对于当前的信托法制建设，专家学者们最关心的是《信托法》的配套立法和司法解释。高传捷司长指出，与信托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的研究和起草工作已取得实质性进展，完整的信托法制体系正在建构之中。人们纷纷期待，最高人民法院能早日出台《信托法》的司法解释。赖源河教授介绍了台湾地区修改“信托业法”的近况：对申请信托业务放宽限制和简化手续，以营造更自由、更开放的信托业法制环境。内藤秀彦先生介绍了日本信托法和信托业法的最新修改动态：一是拓展了信托财产的范围（如知识产权信托）；二是扩大了信托业务中受托人的范围（如一般企业经营信托业务）。由此可见，当前信托法制的总体动向是放松规制和积极鼓励，因此有关部门也有必要适时调整对信托事业的严格管制策略。实务界人士还呼吁，尽快修改“一法两规”，及早出台《信托业法》。我们认为，当前的信托法制亟待统一，监管者也应严格依法监管（而不是依靠政策），从而为信托业务的开展提供稳定的预期。我们也期待，监管“监管者”的法律能早日出台，并在完善信托法制的基础上实现信托法治。

三、信托税制与信托监管

1、信托税制。目前，除了证券投资基金有特别的税收政策以外，我国的信托活动基本上是按照一般经济活动的税法规定来适用的。这大大增加了信托的运作成本，给信托当事人带来了很大负担。信托税制的问题已严重制约了信托机构和信托业务发展的脚步，并成为监管层和信托业界无可回避的共同难题。江平教授认为，当前由税法驱动的民事信托还未成为主流，税收优惠对公益信托的支持也明显不够。实际上，现行税法并未对信托财产移转的特殊性给予回应，现有的“一法两规”也没有把税收纳入调整范围，信托制度与税收制度之间的隔阂严重地阻碍了信托税制的建立和发展。杨元伟副司长认为，首先应明确一个稳定的信托税收目标（保持中性、抑制或鼓励），并坚持税负公平、实际获益者纳税、公益信托优惠、前瞻性和便于征管的信托税制基本原则；其次，应完善信托财产的评估体系，以避免重复征税为主要出发点构建信托税制框架，并且要做到避免重复征税与尊重现行税制两相兼顾；再次，应优先考虑资金信托活动的税法适用，调整证券投资基金的短期税收政策，依照明确的标准对公益信托给予税收优惠；最后，提高信托税制的立法级次，确保稳定性和系统性，从降低守法成本的角度不断提高立法水平。我们认为，信托税制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各个机关（尤其是税务部门和信托监管部门）通力合作，从信托的设立、存续和终止等各个环节入手，权衡相关主体的利益需求，逐步确立适合我国本土特点的信托税收规则。信托税制还要符合国际惯例，按照避免重复征税和受益人负担（谁受益、谁纳税）的原则，坚持公平与效率兼顾，最大限度地降低与现行税制框架的摩擦，运用税收杠杆力促信托事业发展。

2、信托监管。我国尚未建立专门的信托监管部门，目前由银监会的非银部履行信托监管职责，因此信托监管的总体水平与银行、证券、保险监管存在较大差距。夏斌所长认为，当前信托监管中主要存在两大问题：一是银监会与证监会需要进一步统一监管政策，二是要改变以监管银行的方式监管信托公司。虽说信托监管也以防范金融风险为核心，但主要应围绕信托合同的设立与执行来指导和监督信托机构依法开展信托业务。由于其他金融机构广泛涉足信托业务，而不同的金融监管部门对同一金融消费者的同一消费行为往往采取不同的政策，因此信托监管中时常出现“政出多门”、“相互打架”的情形。高传捷司长也强调，在分业经营的体制下，统一监管对统一信托市场具有重要意义。绝大多数人认为，应取消委托理财合同200份和5万元的限制，放松信托机构设置分支机构和开展异地业务的限制，改进资金信托业务中的募集方式（私募与公募）和托管方式（第三方托管）；不应把资本充足率作为监管信托机构的主要指标，也不应对信托机构采取与银行一样的“监管费”收取标准和方式。同时，分类监管、信息披露、信用评级、产品标准化、内控机制等也是信托监管的热点问题。我们认为，信托监管应以受托人义务为中心，强化信息监控，以监管促进自由竞争，并激励持续的自觉创新。在我国金融体制不断健全和成熟的大背景下，信托监管部门也应转变监管思维、加强制度建设、降低政策风险、提高导向功能，针对信托机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依法采取宽严适度的监管措施，为建立有序的信托市场和营造公平的竞争氛围发挥指引作用。我们相信，在明确监管定位、增加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交流、提高依法监管水平的前提下，“以监管促发展”的信托监管模式必定会逐渐成型。

3、信托业协会。与会者对即将成立的“中国信托业协会”寄予厚望，期待它在加强行业自律、协调监管策略、反映监管意见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监管层希望信托业协会能够缓解当前信托监管力量不足的状况，分担千头万绪的工作；信托业界希望信托业协会能够成为信托机构的代言人，加强与监管层的交流。高传捷司长表示，信托业协会将在协调行业内部和外部关系、联系信托机构与业务主管部门、维护和促进信托业的健康规范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监管部门可能会把一些涉及信托公司内部的微观制度委托给信托业协会来制定。信托公司的管理层表示，成立信托业协会旨在加强整个信托行业的团结、对话和自律，消除个别成员的个别违规行为对全行业的不利影响，重塑信托业在监管层和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崭新形象。我们认为，成立信托业协会将成为信托监管由单一的行政监管向复合的社会监管过渡的新起点，对于整合全行业的资源、反映信托业的利益、建立与银监会的对话机制具有深刻意义。虽然目前的主导思路是，把信托业协会定位为“半官方”机构，直接由银监会管理，以便增强权威性和统摄力。但我们认为，信托业协会最好是民间的、独立的纯行业性机构，成为真正反映信托机构利益的代言人。因为一个能够与监管部门平等、自由对话的行业代表才最符合信托机构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也更有助于监管部门依法监管和提高监管水平。

四、信托产品设计与运作

与会者重点探讨了民事信托、国有资产信托、信托融资、土地信托、房地产信托、资金信托、社保基金等热门话题，既有域外的成功经验，也有本土的有益探索；既有对现实运作的总结，也有对未来发展的设想。例如，江平教授提出民事信托在家庭领域和商业领域的运用，前者主要体现在有效率地财产管理上，以解决我国目前财富管理分散化及由此造成的巨额损耗和浪费，如“家庭信托”；后者则至少在四个方面大有可为：①与职工福利或退休制度结合的信托业务；②与金融机构中长期债权结合的信托业务；③与其它金融商品结合的信托业务；④与不动产结合的信托业务。近年来，信托机构紧跟市场需求，大力研发信托新产品，广泛拓展投资型、管理型和公益型信托业务，极大地彰显了信托在专业理财、高效管理和推动社会公益事业方面的优势。但也不容忽视，层出不穷的信托产品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曲解信托原理，缺少风险评估，违法违规操作，追求短期利益，缺乏稳定盈利，流动性差，等等。
我们认为，信托产品的设计和开发应把信托原理与市场需求紧密地结合起来，既注重对现有资源的有效利用，又体现信托业发展的规律，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不断探索和创新，不断增强信托产品的开放性和多样性。信托具有财产保全、增值、公益和导管等多样化功能[ ]，它通过理财、融资、投资和服务方式已广泛延伸到各个领域，不动产信托、人寿保险信托、离岸信托、信用见证、资产证券化、环境保护等都是时机成熟时可以深度涉入的业务，还可利用信托合法避税的功能研发节税产品。信托机构应努力开发信托资源，确立和巩固自己的核心产品，运用组合投资以分散风险，构建自己特有的客户网络和交易网络体系。监管部门应从制度建设的层面保证信托产品拥有顺畅的流通机制，并为信托产品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激励机制。随着民众信托投资习惯的养成以及越来越理性和成熟地投资，信托产品在设计和开发时也应更好地平衡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关系。

五、信托业的现状与发展

1、信托业的整体困顿。回首1919年信托业在中国萌生和1979年重新崛起，我们不禁惊叹信托在各种制度环境下的旺盛生命力。但是，追忆25年来信托业的五次清理整顿和其间的种种变故，我们也不由地为信托业的命运多舛而感慨。王连洲先生就直言不讳地指出，长期以来，信托业处在社会多方的打压之下，致使整个行业屡遭创伤、元气大伤，甚至招致社会对信托业未免有些苛刻的思维对待。信托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功不可没，但至今尚未摆脱沉重的历史阴影，也未能彻底改变在公众和领导者心目中欠佳的印象。究其原因，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在的；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既有决策管理层面的，也有业务经营层面的。由于最近个别信托公司违规受惩，理论界和实务界人士纷纷担忧“第六次清理整顿”不期而至。虽然高传捷司长强调，不大可能出现从前的颠覆性事件，也不会再推倒重来。但我们认为，个别事件引发的危机效应正在逐步扩张，信托业因冲击而面临的整体困顿已不可避免，关键是如何通过发现问题来反思和改革信托业的宿弊。毫不讳言，我国信托业的发展“外强中干”，其制度基础异常脆弱——急功近利的行业定位，缺乏信誉的市场环境，实力悬殊的同业竞争，刚刚起步的法制建设，摇摆不定的发展走向，近乎空白的理论研究，等等。因此，小修小补的改良已无法根治信托业的痼疾，唯有彻头彻尾的改革方能使信托业获得新生，真正走出治乱循环的怪圈。

2、信托公司的边缘化。虽然信托公司是我国信托业的主导，但信托业的范围实际上并不仅仅局限于信托公司，还应包括基金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由于目前信托并非信托公司的专属业务，因此在信托领域与信托公司同台竞争的法人还有很多。从某种意义上讲，信托业的劣势往往也是信托公司的劣势，但信托业的优势并不一定就是信托公司的优势。可以坦言，信托公司的问题比信托业的问题要严重得多，因为基金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已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高传捷司长指出，在肯定信托公司成绩的同时，对部分公司在法人治理结构、内部控制、风险防范、资产质量、经营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王连洲先生认为，虽然历经数次整顿的信托公司在经营业绩方面并不逊色于其他金融同业，但给社会留下的“坏孩子”形象至今没有大的改变。很多信托公司的管理层都认为，信托公司已处于金融业的边缘，并且这种边缘化的趋势正在步步加剧。因为目前信托只是四大金融支柱中的配角，信托主业的地位并未确立，而且在不公平的市场竞争中经受着同业竞争的巨大冲击。我们认为，信托公司首先应加快内部改革的步伐，诚信为本、合规经营，明确业务定位、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不断提高产品质量、盈利能力和服务水平。信托公司尤其要处理好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真正做到“政企分开”和“政资分离”，独立地与地方政府开展市场化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