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植物检疫局


关于向俄罗斯出口的肉类必须经国家动植物检疫局批准方能退回国内的通知
　　　　　　　　　　 （动植检动字〔１９９６〕５号）

　

各有关口岸动植物检疫局、动物检疫所：

　　去年7月，俄罗斯有关当局单方面决定将我国出口到该国的猪肉以检出旋毛虫为

由予以退回，而实际上这批出口猪肉无论是在俄方会同我方进行复检，还是在我国内由我动植物检疫机关再次单独进行复检均未发现旋毛虫，而且，俄方有关人员还自称将检出旋毛虫的猪肉吃掉了。俄方的这种错误做法给我国有关企业的声誉和经济利益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也损害了我动植检机关的声誉。

　　因此，为避免上述事件再次发生，以维护我国的声誉和经济效益，现特通知如下：

　　一、凡俄方提出退货的，不管是因何种理由（包括质量问题等）均必须由出口公司向国家动植物检疫局提出书面申请，列明俄方进口公司的名称、地址、联系人、电话、传真和我国出口肉类的品名、数量、件数、生产厂家、发货站、出境口岸、出境日期、经过的俄方口岸名称、进行检疫检验的俄方单位及地址、电话、传真、联系人、俄方提出退货的原因及有关书面决定等。经国家局审核并书面批准后方准退货。未经国家局书面批准，一律不准入境，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有关单位自负。

　　二、凡因检疫问题而要求退货的，必须由俄罗斯兽医总局局长正式通知国家局于大海局长。国家局将派兽医专家赴俄进行复检，凡复检结果与俄方检疫结果不一致的，一律不准退货。

　　三、请铁路、交通等运输部门凭国家局书面批准退货的文件办理接货手续。

　　四、请各有关海关予以大力协助。

　　我国对俄出口的其他动物、动物产品及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出口的动物、动物产品的退货问题一律比照此通知执行。

　　特此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植物检疫局

　　　　　　　　　　　　　　　　　　　　　　　　　　一九九六年二月十六日






论新民诉法下当事人隐私的保护

——新民诉法学习心得体会之裁判文书公开篇

作者：余秀才[1]


摘要：

中国人的厌诉心理决定了传统观念认为打官司是“丑事”，家丑不可外扬之下，很多人打官司不愿被他人知晓，故在公开裁判文书以增加审判透明度、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同时，还应注意对当事人隐私的保护。对当事人而言，申请不公开审理是非常有效的自我保护手段。同时，裁判文书中应尽量避免对当事人直称其名，还应当特别制作一份通过技术处理的隐去国家秘密、当事人隐私、商业秘密的纸质裁判文书附卷供公众查阅、复制，否则可能使之前所有的保护工作付之东流。

关键词：

隐私、基本信息、审判公开

引言：

新民诉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公众可以查阅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除外。此即裁判文书公开，由此引发的当事人隐私的保护问题引起了笔者的思考，也就引出了本文。

一、裁判文书公开的基本内容

裁判文书公开具有促进审判公正的实现、增强法院的公信力、为法学研究与司法实践搭建起桥梁并最终促进判例的形成等功能，是审判公开的重要内容，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的重要举措，在新民诉法中明文规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笔者认为，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一）仅可公开判决书和裁定书

调解书不在可公开之列，最高院的观点认为，理由是：“调解书是把当事人已经和解的内容予以司法的固定，没有法官的心证裁判过程，也没有法律规定的适用和法律价值的判断内容，公开没有太多的价值功能。且，在调解过程中，当事人可能作出了一些让步而不愿将调解书公开，其内心动因往往是想把纠纷的影响降低缩小。有时当事人作出的让步行为会对公众产生误导。故从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角度考虑，调解书不必公开。”[2]笔者认为，除此之外，还应当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调解书不能作为民事诉讼证据使用。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则”）第六十七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一般人认为，该法条仅是指在同一案件中调解时所作的让步和对案件事实的承认不得作为同一案件裁判时对其不利的证据。但笔者认为，该法条所述之“在其后的诉讼中”应作扩大解释，扩大至之后所有的案件。理由：从该法条的立法精神看，该法条承认当事人为了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有可能会作出让步、妥协或者承认一部分事实，而这些有可能不是客观事实或者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在成功达成调解协议和未能达成调解协议这两种情况下，当事人在哪一种情形中让步、妥协更多？很明显，之所以未能达成调解协议，根本原因就是当事人让步程度不够以至于对方接受不了，所以达成调解协议时所作的让步肯定会比未达成调解协议时大，根据举轻以明重的原则，未达成调解协议时所作的让步（较小的让步）都不能成为裁判时不利于其的证据使用，那么更大的让步和妥协——达成调解协议时所作让步反而能成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使用，明显是说不过去的，也不合乎正义的内在要求。所以，我们可看到民诉法第五十四条第四款只规定了判决、裁定可参照适用，未规定调解；无独有偶，证据规则第九条亦仅规定了“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从“裁判”二字可看出，亦未包含调解书。因此，司法实务中一般不接受调解书作为证据。也正因为如此，裁判文书公开也有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便于当事人作为证据引用，引导公众举证。

（二）公开的方式分为主动公开和被动公开

所谓主动公开，即由人民法院主动公布在互联网上，也即电子文档的公开。所谓被动公开，即人民法院档案室被动地提供给公众查阅、复制，也可称纸质档案的公开。主动公开时，法院容易对一些当事人隐私信息进行技术处理，但被动公开时，因裁判文书本身是一个整体，就极易造成当事人隐私的泄露。

（三）可公开的内容包括裁判结果和裁判理由

裁判结果公开是裁判文书公开的固有内容，是指法官在综合全案证据及正确适用法律的基础上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所作的具体判定。

裁判理由公开，最高院的观点认为包含以下内容：一是当事人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和理由；二是裁判认定的事实和理由；三是裁判适用的法律的理由。[3]最高院的观点还认为，“应以完整公开为原则，以部分公开为例外，即在公开的内容上应是对民事裁判文书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的全文公布，而不允许任意裁剪。”[4]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从以上的论述可知，新民诉法下对裁判文书公开的幅度非常大，这必然带来一个当事人隐私的保护问题。

二、当事人隐私的自我保护

表面上看，这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新法在第一百二十一条和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分别规定了原告在起诉状中、被告在答辩状中应明确记明其各自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住所、联系方式；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联系方式。”。这等于说，原、被告只要确实参加了诉讼，其个人基本信息就完全裸露在法院的面前，完全身不由己，而法院在裁判文书中一般也会将上述信息毫无保留地予以记明，隐私的自我保护故根本无从谈起。

但笔者发现，新法第一百五十六条中“但书”的规定与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的情形非常相似。对此，最高院亦给出了明确的观点：“凡是不公开审理的民事案件，裁判文书一律不公开。”。[5]据此，笔者认为，当事人为保护自身隐私，在诉讼中亦可有所作为。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就是当事人可资利用的有利武器。换言之，任何民事案件，当事人均可以涉及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为由向法院申请不公开审理，究竟是否真正涉及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是待定事实，一般需开庭审理才可确定，而是否公开审理却需在开庭前确定，故为安全起见，法院一般都会同意当事人的不公开审理申请。

三、法院在裁判文书中对当事人隐私的保护

（一）新民诉法下当事人隐私保护的形势